变态杀人狂与领导者：个性相似命运不同【2】

道德两难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舒亚 格林纳(Joshua Greene)曾观察过精神变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挑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瞬时反应》(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格林纳无意发现的一些有趣结果。比如说，同情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利帕 弗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了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5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脱。幸好你可以扳动铁轨，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5个人。然而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另一个人被困在这条支线上，他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道岔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大多数人不费什么事就能决定该怎么做。虽然扳动铁轨带来的结果算不上好，但这个实用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5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头换面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斯 贾维斯 汤姆逊(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5个人困在铁路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处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5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从而让那5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了。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1条命挽救5条命)，但这次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纳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

他认为，案例一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是大脑、前额叶及后顶叶皮质(特别是前侧扣带回皮质、颞极和颞上沟)中那些主要与冷静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与推理和理性思维有关的部位。

而案例二则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变态者遇到案例一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的问题，精神变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会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扔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相当清晰地反映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时，精神变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的两难困境，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了。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核磁共振成像仪，然后向你提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变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变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混音台”理论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在某一行业中取得成功：尽职尽责，努力工作？这似乎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法律界、商界以及你想要奋斗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除了完成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专业才能外，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你还应该具有一些特殊的个性素质。

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贝琳达 博德(Belinda Board )和卡塔琳娜 弗里松(Katarina Fritzon)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了解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领袖不同凡响。她们想弄清楚，决定某个人登机时是坐头等舱还是坐经济舱的关键个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类群体——企业主管、精神病患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变态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较他们在接受心理分析测试时的表现。

她们的分析揭示，精神变态的许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为中心、非凡的说服力、缺乏同情心、独立、专注等，在企业主管身上其实比在心理失常犯人身上更为常见。两个群体的主要差别在于，精神变态者的那些“反社会”要素，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来说，对于罪犯而言，代表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节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的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功能正常型精神变态与功能失常型精神变态之间的界线，与精神变态的诸种特质本身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悉尼麦夸里大学的默罕默德 马哈茂德(Mehmet Mahmut)及其同事不久前证明，在犯罪型精神变态者与非犯罪型精神变态者这两类人身上所观察到的脑功能失常模式(即负责调控人们决策时情感输入的前额皮质的功能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马哈茂德认为，此发现意味着这两组人不应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群体，而应视为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我做过一项类似但简单得多的研究。我请一个班级的大一学生想象自己是职介所的经理，并对学生们说，“不留情面、无所畏惧、无视道德、迷人且专注，假定你的某位客户具有这些性格特征。你觉得他适合做哪种工作？”

学生们的回答颇具洞察力，其中有精英也有罪犯，包括CEO、间谍、外科医生、政客、军人，乃至连环杀手、刺客、银行劫匪等。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法宝之一，”一位事业有成的CEO告诉我，“记住，人们把成功比成难啃的硬骨头是有道理的。通向巅峰的道路非常艰难。如果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如果认定这一切有价值的话，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乔恩 莫尔顿(Jon Moulton)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把决断力、好奇心还有淡定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头两项素质的价值不言自明，但淡定真有那么重要吗？莫尔顿解释说，淡定的最给力之处在于，“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之时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