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遵囑捐父母遺體遭親朋指責 10年搬遷3次

　　在蘇州紅十字會捐獻紀念園，周頌英撫摸紀念牆上刻著的父母名字。京華時報記者陶冉攝

　　蘇州市紅十字會捐遺委員會副主任邵佩英和老伴的捐獻志願書。京華時報記者陶冉攝

　　不堪人言，十年三遷，這是蘇州女子周頌英的處境。遵照父母願望，在老人身故后將父母遺體捐獻，讓她在親友鄰居中成了異類。局面難以改變，她選擇回應指責的方式是躲。她希望借助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讓人言平息。

　　觀念沖突，給周頌英的生活釀出了苦酒。事件背后，折射出中國遺體捐獻的最大困境。

　　京華時報記者王梅發自蘇州

　　捐遺

　　一切都起源於14年前，父親關於自己身后事的一聲囑咐。

　　12月9日，周頌英帶著女兒搬入蘇州吳中區一處新居，這是她6年來第3次搬家。每一次搬家，都是為了逃離。

　　一切起源於14年前的一句話。

　　“等我們都走了，你就把我們的遺體都捐掉吧。”2000年前后，在一天晚飯餐桌上，父親周昭德突然吩咐起自己的后事，周頌英回憶起當時情景，說自己並沒有太大的驚詫：父母當干部一輩子接觸了很多人，見多識廣，思想比較開明。“他們年輕時為祖國建設打江山，想死后也把自己奉獻給社會，奉獻給醫學。他們覺得死后怎麼處理遺體都一樣。”

　　當時父親周昭德和母親許熙卿已年近耄耋，兩個老人經常在探討身后事。周頌英是二老的獨女，這份囑咐隻有她一人執行。

　　雖然答應了父親，但對捐遺具體怎麼執行，周頌英並不了解。她開始上網查資料，並向周圍人打聽捐遺渠道。

　　2002年初，周頌英輾轉來到蘇州醫學院（現為蘇州大學醫學院），從門口保安問到了醫院辦公室，最后才找到了解剖研究室的教授陳爾齊。

　　咨詢完捐遺事宜后，周頌英捎走了兩份捐遺志願書—兩張填寫項目簡單的A4紙。

　　簡單的幾欄字，周昭德和許熙卿詳細看了一遍后，簽上了各自的名字。

　　2006年，87歲的周昭德身體出現問題，住院治療時，不常走動的親戚趕來探望，他告知了親戚其捐遺意願。周家的親戚洪聖浩說，在場的親戚無人同意。“我們老百姓，思想都比較保守，這方面不能接受。”但當時親戚們不以為意，“以為他就是說說。”

　　當年4月24日傍晚，周昭德去世。

　　當晚殯儀館已經下班，遺體接送要等到第二天。在父親的病床邊坐了一整晚后，周頌英為父親擦洗身體，並按照當地風俗給父親穿衣：她把父親要穿走的衣服先穿在自己身上，再脫下來一件件穿在父親身上。“這本來是兒子做的事情，我們家沒有兒子，隻能我來做”。

　　在父親的遺體被抬上車之前，周頌英擁抱了父親，病痛讓父親身體消瘦，“抱著他感覺單薄了很多。”

　　在老伴、女兒和外孫女這幾位至親的注視下，周昭德被送走。

　　風波

　　父親的遺體成功捐獻后，親朋的反對從勸阻變成了激烈的言語沖突。

　　麻煩也接踵而至。從醫院回到盤門路附近的家中，聞訊趕來奔喪的親戚開始和周頌英爭吵。鄰居陶東明記得，當時知道周頌英有捐遺的想法后，周圍的幾個朋友曾坐到一起勸她，“為什麼要捐掉呢？不值當的。”

　　陶東明稱，當時盤門路沿河一帶都是蘇州老房子，有幾十家住戶，周圍幾戶人家最先開始知道這事，“當時鄰居都不理解，老人都反對。我們作為鄰居和朋友，聽到老人這麼說，隻能是去勸勸她。”

　　周昭德的遺體成捐之后，反對從勸阻變成了激烈的言語沖突。

　　陶東明回憶，當時周家來了一群親戚，“父母雙方的親戚都有，大家都在責問她（周頌英），說她不孝。”之后責問變成吵架，陶東明和周圍幾個鄰居進去勸架，“其中有一個40多歲、周頌英叫姐姐的親戚罵得最狠，說話比較重，我們就把她拉出來勸，兩方面地勸。”但陶東明發現，勸說並不管用，親戚都特別反對捐遺，而周頌英則堅持要這麼做，勸說無功作罷。

　　陶東明記得，這樣的吵架接連發生了好幾次，雙方鬧得場面十分尷尬。

　　爭吵將消息很快擴散。陶東明說，清楚實際情況的人不多，其他更多的人基於道聽途說的信息，開始對周頌英指指點點，“以前老房子和現在的樓房不同，大家出門就能碰到，老人在門口坐在一起，有點事就聊。”

　　親朋如此大的反應，讓周頌英和母親始料未及，“我們家覺得這就是種奉獻而已，不理解有可能，但是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回響？”周頌英說，她開始完全想不通，“他們認為老人入土為安是每個子女要盡的孝義，把遺體捐獻給醫學去解剖，俗話說就是‘千刀萬剮’。”周頌英認為，每個人的觀念想法不一樣，“多去解釋也沒必要，你不舒服，人家也不舒服。多說無益。”

　　后來周頌英想通了些：老人聊天總要找個話題，或許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比較敏感。“他們要說就說吧，我為人處事的原則是：惹不起，我躲。”

　　三遷

　　12月9日，周頌英帶著女兒搬入蘇州吳中區一處新居，這是她6年來第3次搬家。

　　陶東明記得，當時閑話太多，周頌英的工作單位也在家附近。那一年，母親許熙卿已癱瘓在床6年，為了照料，周頌英辭了工作，當年就搬到了竹輝路一個小區。

　　“搬得遠了，聽到的閑話肯定會少一些。”周頌英和陶東明原先都這麼以為。但竹輝路這個小區裡，熟悉周家的人也不少，親戚、老鄰居和朋友也經常上門勸說，讓她不要再讓母親也捐遺，這事還是沒消停。

　　“我們蘇州，大家的觀念就是入土。你這個觀念，大家沒有理解的，到現在都不能理解。”親戚洪聖浩認為，周家的想法跨了一大步，讓親人感情上接受不了。

　　洪聖浩知道捐遺是周昭德夫婦的想法，“我們勸過，沒想到后來他女兒真這麼做了。”洪聖浩說，那時周頌英的母親還在，她母親拍了板要捐獻周昭德的遺體，大家反對不起作用。親戚們開始轉而勸說周頌英，讓她不要再將母親也捐出去。

　　周頌英說，母親一輩子性格隨和，但在這件事上很堅決。“我母親也跟朋友們解釋，她就想為社會做最后的貢獻。”

　　在竹輝路住了不到半年，2007年，周頌英又帶著母親搬到了蘇州工業園區一個小區。

　　“蘇州這個地方真是太小了，上街隨便都能碰到熟人”。周頌英稱，偶爾碰到熟人，就會有人問，“父親遺體用了沒？”“沒用啊，泡著呢。”這時，便有人提出讓她將父親要回來。

　　周頌英覺得，她在進出小區門口時，小區裡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常有意無意議論“后事”，似有指桑罵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裡大操大辦，還請和尚來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遺體都給賣了。”

　　2008年5月22日，周母離世，周頌英為其完成遺體捐獻。此時正值周頌英工作調動，在新單位收到紅十字會寄來的捐遺証書，同事都責備周頌英未將母親去世的消息告知，“他們一方面覺得我不近人情，一方面有的人對這個事還是有看法”，剛好遇到另一個契機，周頌英干脆再次辭了工作。

　　洪聖浩知道周頌英搬了幾次家，“人家知道了總歸要有點議論，鄰居肯定到處說，環境不好，隻好搬家。知道的人，明白她是尊重父母的意思，不知道的以訛傳訛，那就很正常了。”

　　為了方便女兒周明明（化名）的工作，也為了再換新環境，12月9日，周頌英又搬進了蘇州工業園區的另一小區。她選擇這個小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區居委會也在開展捐遺的宣傳，“觀念會好一些。”

　　“之前有的說我不想盡孝，把遺體捐了，不用每年去掃墓，大逆不道。在觀念沒普及的情況下，我覺得能避開就盡量避開。”周頌英說，這是她一直搬家的原因。

　　有時候，周頌英也對父母捐遺感覺遺憾。她想祭拜父親時有點無從下手，“沒有骨灰，也沒有墓碑”，她隻能對著父親的遺照聊聊天，算是祭奠。

　　直到2010年4月，這個遺憾才得以彌補。當年蘇州紅十字會捐獻紀念園建立，紀念園將所有成捐者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

　　紀念園裡，周頌英手摸著父母的名字，神態凝重，“我經常這樣摸著他們的名字，感覺很復雜。有時候會為他們的離世傷心，有時候又覺得，父母是真正死得其所。”

　　同伴

　　最讓蘇州遺體捐獻志願者邵佩英和其他志願者不能接受的，是謾罵。

　　感到為難的，並不隻有周頌英，她身邊的捐遺志願者同樣感觸良多。

　　2006年4月，蘇州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志願者委員會成立，志願者負責發放宣傳手冊、資料登記、走訪溝通等工作。

　　“這個過程中，社區不一定會配合。”在該委員會副主任邵佩英眼裡，這份工作偉大而有成就感，只是時常伴隨著委屈與挫折。“很多人傳統意識比較重，父母去世后，子女會大操大辦，有的人要考慮親戚朋友、單位同事的看法。遺體送到醫學院去解剖，很多人不能接受。”

　　邵佩英有不少辛酸的遭遇：有的靈車過來拉遺體，家屬中某個人不同意，在車前打滾﹔有一次成捐者的遺體和角膜都已捐獻，但有個別子女突然過來問，“這不是我簽的字，是我弟弟簽的，他把我父親的遺體給賣了，把我父親的角膜給賣了，他們賣了多少錢？”

　　最讓邵佩英和其他志願者不能接受的，是謾罵，“他們覺得我們出來宣傳是收了錢，有的人說我們是紅十字會的狗。”每當這時，60多歲的邵佩英隻能深情嚴肅地說，捐獻是無償的，自己也是義務工作，“不管他們理不理解，我隻好默默走掉。”有一次，邵佩英給一名男性志願者送捐遺志願書，還沒進屋便被男子的妻子轟出來，“都覺得我們晦氣”。

　　每年4月的清明節前后，組織家屬對成捐者的悼念活動也是捐遺委員會的工作之一。邵佩英這時更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意義重大。

　　邵佩英認為，對捐遺的不理解很正常，時間可能會改變這個狀況。“獻血現在大家都能接受，因為當初宣傳力度很大，捐獻骨髓也是一個道理，這需要宣傳力度，也需要一個過程。”邵佩英覺得，扭轉傳統觀念需要很多工作，政府應該多承擔。

　　目前，蘇州市紅十字捐遺委員會已逐漸將捐遺工作推廣到社區，“走進了39個社區用了3年，到時機成熟，捐遺意識我想會有一個提高。”

　　如今，在集體悼念儀式上，周頌英試著帶上朋友一起參加，“他們會有不同的感覺，親戚朋友我也在慢慢介紹，但畢竟當年反對的人現在年紀大了，一下子也轉不過來。”

　　明天

　　現階段，我國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情況有所好轉，今年一年器官捐獻總量已超過往年總量。

　　蘇州大學醫學部解剖調研組及捐獻事宜辦公室主任陳爾齊介紹，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遺體捐獻事業起步晚，發展也滯后很多，特別是器官捐獻方面。

　　“蘇州遺體捐獻的數量2002年以前基本上保持每年一兩例，2005年大約有20例，到現在每年都有60例左右，有了一定的發展。”陳爾齊表示，遺體捐獻意義深遠，對社會醫療衛生事業有極大的貢獻。

　　“沒有解剖學就沒有醫學。”陳爾齊說，遺體解剖實踐和畫面講解有著本質區別，落實的不僅僅是理論知識，醫學心理的課程也是從平常的解剖實踐中鍛煉積累形成的。目前，蘇州大學醫學部基本滿足本科生14個人一具人體標本，研究生20人一具人體標本。“事實上4個學生一具人體標本，教學效果才比較好。”雖然目前報名申請遺體捐獻的熱心人士不少，但真正實現成功捐獻的並不多。

　　“究其原由，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傳統的殯葬文化、風俗觀念、宗教信仰等許多方面有關。”陳爾齊稱，縱觀全國，目前上海的捐遺事業做得最成功，武漢、南京、蘇州跟隨其后。1982年，上海領全國之先最早啟動了遺體捐獻工作，至今已30多個年頭。目前，上海的遺體捐獻登記人數佔全國的31%，實現人數佔全國70%。

　　另外有關遺體捐獻的相關法律法規仍未完善，隻由各個地區出台了相關法規，這種狀況限制了捐遺事業的發展。陳爾齊稱，“以蘇州為例，目前隻能按照蘇州市人民政府發的《蘇州市遺體捐贈暫行辦法》進行管理。”

　　陳爾齊介紹，蘇州曾經通過電視和其他紙質媒體進行捐遺的宣傳，但“效果並沒有太大改善”，陳爾齊建議，關於捐遺宣傳的方式方法還需要研究，“目前情況來看，人傳人的效果更好些，應該做好針對個人的宣傳工作。”

　　本月初，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院協會人體器官獲取組織聯盟主席黃潔夫在一次相關會議上宣布：從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后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黃潔夫介紹，我國目前每年約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僅1萬余例。現階段我國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獻率僅約0.6/100萬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獻率為37/100萬人口。“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在國內除了傳統思想導致人們對器官捐獻熱度不高以外，人們對於器官捐獻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開的憂慮，也成了中國器官捐獻事業發展舉步維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會議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國共累計實現公民逝世后捐獻2948例，累計捐獻器官7822個。“2010年至2013年間共捐獻了1448例，但今年已經有1500例。”黃潔夫說，2014年，器官捐獻量已超過往年的總量。

　　2002年，就在幫父母完成捐遺登記后不久，當時37歲的周頌英也找到陳爾齊要求登記捐遺，成為捐遺志願者。12年間，她走了一條心酸的捐遺路，但她沒有后悔。

(責編：喬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