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國家公祭日：日本人都被日軍行驚呆了

“我們不敢相信，那將嬰兒挑在槍尖上虐狂，在光天化日下輪奸女性，將活人埋至脖頸看著一點點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號稱高度文明的人類。即便是妖魔，那也是曠古難恕的通天罪孽。”在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這樣寫道。

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作証，成為繼東京法庭之后第一位赴日本作証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許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軍的暴行驚呆了，哭了。”夏淑琴回憶。請看——

首個“國家公祭日”

12月9日上午，作為國家公祭日首倡者，無錫民建會員趙龍領受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頒發的“特別貢獻獎”。

9年前的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趙龍在第十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遞交了一份“一號提案”——首次建議建立國家公祭日。總共5頁紙的提案，光是49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的簽名就佔去2頁。涉及提案內容的，僅僅589個字。

字字千鈞。

9年后，今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經表決通過，確定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國家公祭日紀念方式，幾乎原封不動地採納了趙龍的提案——將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每年的此日，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遺址，舉行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社會各界及國際友人（包括外國政要）參加的公祭活動，並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來。

這一紀念日從提議到落地，已走過了20年的歷程。

1994年8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應日本民間組織銘心會邀請，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參加緬懷亞太地區戰爭遇難者活動。在廣島和長崎，日本紀念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的規模遠超他的想象。正是通過這樣的紀念形式，原本是戰爭加害國的日本，卻扮演起受害國角色。

回國之后，朱成山立即建議省市有關部門也要舉辦有關隆重儀式，警醒后人、不忘歷史。

1994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57周年祭日，江蘇省暨南京市社會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悼念30萬遇難同胞的紀念活動。今年是第21個年頭。

2005年3月，趙龍首次提交“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的提案。2012年第十一屆全國政協五次會議上，趙龍再次提交相關提案。同年3月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鄒建平代表也提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祭日舉行國家公祭”建議案，代表委員們聯合簽名響應。

在朱成山看來，國家公祭日是對南京大屠殺史的“第三次固化”。第一次，是“兩個法庭”（遠東國際法庭、南京法庭）關於南京大屠殺案審判，將南京大屠殺案作為一個判例﹔第二次，是在1985年前后，建館立碑編史，以物質的形態將其固化。

而這一次，是以法律的形式、以國家的意志進行固化。它對於凝聚中華民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力量，以及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略與加害史實的言行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南京，今日全城同祭

南京江東門雲錦路地鐵站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牆上，“國家公祭”四個大字牌格外醒目。

77年前震驚世界的人類浩劫，終於獲得與之相匹配的祭悼。

今天的南京，在主祭場之外，在遇難民眾的“叢葬地”遺址，也將舉行祭祀活動。

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曾在北極閣、東郊西窪子村、清涼山、五台山、普德寺、花神廟、上新河、挹江門、中山碼頭、漢中門、草鞋峽、燕子磯等13處叢葬地遺址建立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此后多年來，又陸續有叢葬地被發現和証實。現有的20多座紀念碑，有的是叢葬地，有的是南京大屠殺集中屠殺地，有的既是屠殺地又是叢葬地。

“南京大屠殺分散在南京各個地方。每年紀念館都有悼念活動，部分大屠殺紀念碑也有悼念，但只是少數，很多紀念碑甚至不為人知。民間的悼念，是歷史本身的回歸。這些地方，我們應該呼吁市民前去緬懷、憑吊。”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說。

朱成山介紹說，南京曾先后五次發現並挖掘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遺址。

第一次是1946年，在南京中華門外兵工廠和普德寺發現“萬人坑”遺址﹔第二次是上世紀50年代，南京大學天文系在基建的過程中，在陰陽營和南秀村發現了大量遇難者的遺骨﹔第三次是上世紀80年代，江東門紀念館在建設的過程中發現了“萬人坑”遺址﹔第四次是1996年，在南京東郊的仙鶴門發現了埋有遇難同胞的“千人坑”﹔第五次是2006年，南京大屠殺殷山磯遇難同胞叢葬地被發現。

“每一次遇難同胞叢葬地的發現，都是對當年日軍罪行的最好控訴，也是對中國人心靈的一次撞擊。”朱成山說。

今天，每一處叢葬地都應該祭奠，都值得我們用哪怕一朵小小的白花，獻上最誠摯的哀思。

為民族歷史“守靈”

12月8日，在首個國家公祭日前夕，美籍華人魯照寧、陳燦培先生到南京，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了他們從世界各地搜集的抗戰文物近百件，其中包括魯照寧自己搜集的侵華日軍酒杯、新聞照片等。

這已經是魯照寧第6次為紀念館捐贈文物史料。祖籍南京、1980年起移居美國的他，從2004年起，先后從世界各地的拍賣網站競拍征集到各種文物史料580件，多數與日軍侵略南京相關。資金，則大多來自他自己的積蓄。

“我幫助家鄉的紀念館征集資料，就是要揭露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就是想讓全南京的人、全中國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個歷史的真實性，讓全世界人民知道這段歷史真正發生過。”魯照寧說。

為了搜集更多散落民間的史料文物，今年年初起，紀念館就組織了7個國內征集小組和2個海外征集小組，奔赴國內21個省市區的60多座城市，以及日本、德國、以色列等國，廣泛征集文物。

和實物一樣見証歷史的是人。

12月1日，南京老人夏淑琴在江東門紀念館對家人說：“我很驕傲，我是戰后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幸存者。雖然眼睛哭壞，但是隻要我活著，就要把這段歷史講述給每個人聽。”

她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她一家7口慘死的經歷，被當年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牧師約翰·馬吉記錄下來。在日本法院，她告倒了日本右翼——他們誣蔑她為“假証人”。

當時是1994年8月。赴日本作証的夏淑琴，成為繼東京法庭之后第一位赴日本作証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回憶起那段往事，夏老人說：“許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軍的暴行驚呆了，哭了。”

現在，夏淑琴7位親人的名字都被刻在了紀念館“哭牆”上。但作為孤兒，她隻能在這面冰冷的“哭牆”上感受親人的存在。

作為“大屠殺專家”，朱成山曾經被人譏諷為“守靈的”。對此，他一點兒不介意。

“守靈人有什麼不好？為遇難的同胞守靈，為民族的歷史守靈，為國家的重任守靈，值得！”朱成山說。

銘記歷史是為了尊重生命

“看，從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國家都要為你們在內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國家公祭。聽，77周年的和平警鐘即將敲響！”

這是12月1日，夏淑琴的孫女夏媛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冥思廳誦讀悼念遇難親人的祭文。

今年9月9日，南京江東門小學的36名學生成為南京國際和平學校的首批學員。當天，他們領到了剛剛出版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小學版）和《和平學概論》。這兩本新書是教材。而他們的老師，則是朱成山和南京社科院國際和平研究所副所長趙德興。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生命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尊重生命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鮮明特征。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頓時成了冤魂。濫殺無辜是反人類、反人道、違背國際法的罪惡行為……舉行國家公祭活動，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悼念，這一正義之舉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人權的尊重。”

在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之際，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通過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晉三，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軍殺害的南京30萬亡靈謝罪。據悉，這是中國民間機構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殺謝罪。

在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寫下這樣的字句：“我們不敢相信，那將嬰兒挑在槍尖上虐狂，在光天化日下輪奸女性，將活人埋至脖頸看著一點點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號稱高度文明的人類。即便是妖魔，那也是曠古難恕的通天罪孽。”

參與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代表法官梅汝璈先生的話至今發人深省：“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陸培法）

(責編：趙雪晨、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