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斯·亞歷山大將軍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証。

中新網10月1日電 據美國媒體1日報道，最新披露的文件及官員訪談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一直在利用其掌握的大量數據繪制一些美國公民的社會關系圖。通過這些詳盡的關系圖可識別這些公民的聯系人，在特定時間所處的位置，旅伴及其它個人信息。

根據NSA前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提供的文件，為了獲得外國情報，NSA官員取消了相關限制，該間諜機構從2010年11月起便開始允許分析通話記錄及電子郵件日志，以便監視美國公民的社會關系網。

根據NSA的2011年1月的一份備忘錄，這一政策轉向是為了幫助該機構“發現並跟蹤”海外情報目標與在美人員之間的聯系。前述文件顯示，該機構獲得授權，可以針對每個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或其它識別方式“對大量通信元數據進行大規模圖表分析，而無需檢查其是否屬於外國人士”。出於對侵犯美國公民隱私的擔憂，對此類數據的計算機分析之前隻針對外國人士。

文件還顯示，該機構可利用通過公開、商業及其他途徑獲得的資料擴充通信數據，包括銀行代碼、保險信息、Facebook個人主頁、旅客名單、選舉登記名單、GPS定位信息，以及財產記錄及納稅資料。這些文件並未說明對此類“充實”資料的使用是否受到限制，一些前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稱，國家安全局針對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都使用過這一手段。

NSA官員拒絕回答這項行動涉及多少美國公民，包括沒有任何不當行為的人員。文件並未說明這種監視行為取得了何種效果。該監視行為將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匯編為一條“聯系鏈”，並與涉及外國情報的海外人員或組織直接或間接地關聯起來。

最近幾個月，人們對關於NSA獲取並使用涉及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的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最新披露的這些內容則提供了新的認識。這促使華盛頓的立法者們呼吁限制該機構行為，並要求奧巴馬下令檢討其監控政策。人們對該機構的運作方式幾乎一無所知，修改涉及美國公民限制的決定也是秘密做出，沒有經過美國情報法庭的審查或公開討論。早在2006年，司法部的一份備忘錄就曾警告，在沒有適當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此類信息可能會遭到“濫用”。

在被問及關於針對美國公民資料的分析時，一名國家安全局女發言人說，“任何數據查詢都必須提供針對外國情報的正當理由。”

“NSA的所有工作都是為了搜集外國情報，”該發言人稱，“我們的活動集中於反恐，反擴散及網絡安全。”

該發言人稱，該政策變化的法律依據是1979年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項裁決，即美國公民不能將其撥打過的電話號碼視為隱私。根據此項裁決，司法部和五角大樓認為其有權利用美國公民的“元數據”，包括通話和郵件的時間、地點及其他細節(不包括內容)，由此建立聯系鏈。國家安全局無需獲得外國情報監視法庭對該類數據分析的授權。

這些新披露的文件為了解NSA如何處理其收集的信息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一系列PPT演示文檔及備忘錄描述了該機構如何開發軟件和其它工具，並使用這些工具最大限度地挖掘個人隱秘。一份文件中提到了其開發的新一代程序，並稱該程序可以對數據收集和分析工作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由基思·B·亞歷山大將軍領導的NSA顯然把本機構收集的元數據視作自身最強大的資源之一，亞歷山大不加掩飾地倡導利用更多的武器來搜索與美國的對手相關的信息。一些專家說，NSA的分析員可以通過這些信息推斷一個人的行為，它也許能比竊聽電話談話，或閱讀電子郵件所得到的行為推斷更全面、預測也更准。

比如說，根據電話和電子郵件記錄，分析員可以識別對象的朋友和同事，查看對象在特定時間身處何地，獲得關於他們宗教信仰或政治傾向的線索，還可以掌握一些敏感信息，比如定期打給心理醫生辦公室的電話、半夜向婚外伙伴發送的信息，或者和同謀者之間的交流。

NSA監察長在2009年擬定的一份報告草案顯示，根據布什(Bush)政府時期的監聽計劃，該機構可能已經在缺乏授權的情況下，對美國人的通信數據做出了聯絡關聯和分析。該監聽計劃始於“9·11”襲擊之后，目的是探查恐怖活動，規避現行的電子監控管理法規。

2006年，就在《紐約時報》披露該監聽計劃幾個月之后，NSA的代理法律顧問給司法部的一名高官寫了一封信，正式要求司法部批准對美國人的電話和電子郵件數據進行分析，這封信的內容也被斯諾登泄露了出來。司法部在給部長的備忘錄中指出，“誤用”此類信息“可能會引發嚴重的關切”，並說NSA承諾要採取包括定期審查在內的措施，以便保障元數據項目的安全。2008年，布什政府批准了NSA的請求。

根據NSA內部對相關政策的描述，那一年，記錄在《國防部管理通信類元數據分析的補充程序》當中的新政策獲得了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和司法部長邁克爾·穆凱西的批准。新政策指出，由於最高法院已經裁決，元數據並未受到憲法的保護，NSA分析員可以利用此類信息，“無需考慮通信方的國籍或所在地”。

此前，《衛報》曾報道這個決定。根據2011年的備忘錄，該決定出台之后，在一個持續了一年半的試點計劃中，NSA針對社交網絡繪制了關系圖表，並且“獲益巨大”。2010年11月，這個政策轉變被列入《信號情報管理第424號令》(Sigint Management Directive 424，Sigint指的是信號情報)，並正式生效。

2011發布的備忘錄解釋了這種轉變，並告知NSA的分析員，隻要能拿出一條外國情報來做理由，他們就能追蹤美國人的聯絡信息。這可能包括任何信息，從與恐怖主義的聯系、武器擴散或國際毒品走私到監視外國政客、商務人士或活動人士的對話，不一而足。

備忘錄警告分析員，要遵從現有的“最小化規則”，該規則禁止NSA與其他機構共享被收集了信息的美國人的姓名及其他細節，除非他們有必要了解外國情報報告、或者手裡攥有犯罪証據。根據法律，NSA必須獲得情報法院的授權，才能把身為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的“美國人”設為實際監聽目標。

NSA的文件顯示，用於關聯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的主要工具之一以主干道為代碼。這是一個信息庫，每天都會匯入海量的數據，數據來自NSA的傳輸光纜、合作伙伴和受到黑客攻擊的外國電腦網絡。

文件顯示，有大量來自美國的信息匯入主干道。例如，一份NSA內部簡報指出，2011年，主干道每天都要接收7億條電話記錄。2011年8月，根據2008年通過的《外國情報監視法修正案》第702條，主干道開始每天接收額外的11億條電話記錄，這些記錄來自一家未列名的美國服務提供商。根據第702條，NSA可以在認定通信人中至少有一方身處國外的情況下，收集美國人的信息。

一份高度機密文件形容了NSA以何種方式尋找94類“數據條目”，其中包括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息和IP地址。除此之外，NSA還利用“和誰出行、有父親、發送論壇信息、雇佣”等查詢指令，把164種“關系類別”關聯起來，建立社交網絡和被NSA稱為“興趣團體”檔案。

幾份文件顯示，NSA即便沒有立即使用美國人的電話記錄和電子郵件記錄數據，依然可以將它們存儲下來，留待日后使用，至少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下加以利用。

舉例來說，2011年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在一家法院的裁決縮小了NSA的信息收集范圍之后，前述數據后來“被擱置以待未來分析”。2010年，NSA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一份內部簡報顯示，NSA獲准收集和保留原始的數據流，包括在最長可達五年的時間裡在線保存與“美國人”有關的元數據和內容，而對“歷史搜索”記錄的離線保存時間還可以再長出10年。

(責編：王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