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宣布建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这一年，胡鞍钢从一名地质勘探队员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
1992年，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这一年，胡鞍钢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并于次年回国。
2001年，改革开放跨入新千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申奥成功。这一年，胡鞍钢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获得了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
“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我认为源于创新。而过去40年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就是开拓了一条‘中国之路’。”在"环视听"安排的采访室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记者说。回顾40年历程，中国人走的道路有过波折、险阻，却义无反顾。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轨迹，最终汇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通衢。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胡鞍钢把改革开放的前10年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黄金时代”。这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为学术研究打基础的阶段，也是中国经济从封闭的状态中初步开放，为后来的腾飞积蓄力量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目标是要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胡鞍钢说。1953年出生的他，名字就与“站起来”有关。
“我父母都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我出生的时候，国家正在搞‘一五计划’，鞍钢是首批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父母都参与其中。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有纪念意义。”1969年，胡鞍钢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下乡，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1976年，他进入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开始在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勘探工作，这段生活为他日后进行国情研究提供了实践体验。两年后他考入大学，开始走上学术道路。
胡鞍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极贫到温饱、小康水平、小康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亿元，用了8年时间才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又用了5年增加到2万亿元。
1991年—2001年，中国GDP平均每年上升1万亿元；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4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60万亿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当时我们根据研究认为，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至少有40年的经济腾飞期，GDP增速平均为5.8%。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实际平均增速是9.6%，发展超出预期。”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要解决国内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面对来自外部的质疑声。胡鞍钢清楚地记得，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脆弱的超级大国》。
“她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将是超级大国，但在政治、领导人心理等方面却非常脆弱，怕这怕那。现在再看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更有自信。”
胡鞍钢认为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发展阶段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阶段是初步成长期，从‘一穷二白’到奠定各个领域的基础，真正让中国站起来；第二个阶段是迅速成长期，让人民富裕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强盛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创新强国的时代。改革开放主要是后两个阶段。”
放到历史中，40年不过一瞬间；放到人生中，40年却是漫长的过程。当时间超出普通人所能观测的视野，如何保持自信和定力是一件重要的事。
“中国人能找到自信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就树立的信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和西方的差距非常大，但邓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照搬西方模式。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是必要的，但我们从来不迷信别人，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道路和理想。”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去美国留学前，胡鞍钢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学术责任是什么？学术舞台在哪里？我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追求的是与开放相伴，与改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同行。”
早在1985年，胡鞍钢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出版于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是他的警世之作。在这本书中，胡鞍钢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急于求成”，他认为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持久战”。同时，胡鞍钢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种新的非传统模式，如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等。
1993年回国后，胡鞍钢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2000年正式加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情研究院院长。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国情研究；二是教书育人。前者要登高望远，后者要厚积薄发。”胡鞍钢对“环视听”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有十几亿人参与，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创新提供了认识来源。
正是依靠知行合一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用40年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乃至超越。胡鞍钢对“环视听”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1870年到1913年是美国经济起飞的阶段，其人口从4020万增长到9700多万，经济总量从占全球8.8%到18.9%；1950年到1973年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阶段，GDP年均增速为3.9%，人口从8380万增长到1亿多，1973年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从1978年至2017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6%，人口从9.6亿增至近14亿，GDP增长了34.5倍，人均GDP增长了23.8倍，中国创造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破纪录的。”
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991年美国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达25.5倍，到2015年缩小到4.7倍。胡鞍钢预测，到2020年会进一步缩小至3.7倍。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前列。我国9种主要农产品中，已经有5种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工业品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200多种。中国工业增加值已是美国的1.23倍，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4倍，但依然不能满足近14亿人对不同产品的需求，更不能满足大家对各种服务的需求。”
在胡鞍钢看来，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决策者产生共鸣，形成政治共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推动中国发展与变革。
早在1994年他就提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2012年，围绕十八大主题，胡鞍钢及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写了17篇国情报告；2017年，围绕十九大主题，他们又提供了《2050中国》等国情国策研究报告。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中国下一步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机遇”
胡鞍钢表示，从世界范围看，贫富差距扩大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所有人的财富都在增长，在增长中差距拉大，中国属于此类；第二种是所有人的财富基本上都不增长，或增长很慢，但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如近20年来的日本和美国。另外一组衡量指标是看四个方面：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
胡鞍钢告诉“环视听”记者，这四方面的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的确是不断拉大的，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情况出现了逆向变化。首先，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缩小，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大大下降，但中国农业仍保持着4%的年均增长率，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也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与非农的差距开始缩小。
这直接带来了城乡差距的缩小。“几年前，中国城乡差距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3.33倍下降到2.75倍，我们预计到2020年会降到2.5倍以下。”胡鞍钢说。
地区差距在2004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胡鞍钢认为，主要原因是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有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正在推进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等。“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去其他地区谋生、定居，这些因素都会形成合力，促使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中国百姓最关注，也是全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同样曾达到峰值，虽然现在略有下降，但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胡鞍钢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上半场。下半场就是本世纪上半叶，先用10年（2001—20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用10年（2011—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用15年（2021—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再用15年（2036—2050）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民族复兴之路上，40年只是一个节点，一个让我们回顾、总结、展望的节点。改革开放的事业不会停滞，正如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会中止。“有人说现在阶层固化，我不觉得。中国仍是一个高度竞争、高度流动的社会，蛋糕还在不断做大，还要公平分配。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机遇，我认为新时代就是黄金时代。”胡鞍钢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尹洁 王艺锭)
责编：张莎莎、贾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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