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8日，丁仲礼在中国科学院接受“环视听”专访。）
采访丁仲礼前，“环视听”记者特地向中国科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询问：“你们如何看待这位副院长？”答案很多，但其中有一句言简意赅：很霸气，很实在。听到这6个字，丁仲礼哈哈一笑，对记者说：“我们嵊（音同“盛”）州人性格。”
浙江嵊州，是个既出才子又出“强盗”的地方。谢灵运生于此，王羲之葬于此，裘甫起义、裘日新起义也始于此。这地方，一半是文气，一半是霸气。
恰好，这两种特质在丁仲礼身上和谐共生。一方面，他是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校长、研究地质和古气候的大学者；另一方面，他是世界级大会上的反对派、“怒怼”女记者的科学家，还是金句频出的“网红”院士……前不久，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2017年12月，丁仲礼当选民盟第十二届中央主席。他说：“这是我现在的第一岗位。”
采访中，丁仲礼从气候说到教育，从老家讲到新工作，时而儒雅，时而犀利，的确是很霸气，很实在。
有了环保税，可以杜绝一些“乱收费”
在中科院，丁仲礼分管资源环境领域。这个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雾霾问题。这个冬天，蓝天似乎格外顽强，许多城市雾霾天数明显减少。以过去的“霾都”北京为例，2017年12月全城空气优良率接近90%。提到此事，丁仲礼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却蹦出一句话：“不要太乐观。”
“今年北京的雾霾确实很少，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努力，二是天帮忙。”人努力指的是今年京津冀的减排力度的确很大，天帮忙则是冷空气频频降临，北风比较频繁。“但未来老天爷会不会继续‘帮忙’，尚难预料，所以不要太乐观。”
丁仲礼认为，治理雾霾制定10年、15年的目标没有太大意义。治理雾霾，必须要秉承源头减排的理念，需要一年一年制定目标。“比如北京市政府去年提出，2017年PM2.5年均浓度要从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这就很不错了。现在最后的数据还没公布，估计差不了太多。”
除了雾霾，环保领域另一个热点便是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此丁仲礼表示：“环保税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听到‘环保税’三个字，就会觉得是个新增加的税种，很排斥。其实这个税就是我们说的‘排污费’。”他说，“收费”只是一个行政规定，改成税制后，就有了法律依据，从而更加规范，既能帮助治理改善环境，又不至于对企业造成不可承受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对政府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以前老百姓常说‘乱收费’，为什么？因为‘费’是由行政执法人员来制定的，但现在有了环保税法，就必须依法来做，从而可以杜绝环保领域‘乱收费’现象。”
签了这协议，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
丁仲礼研究黄土出身，但让他在网络走红的却是天空。2010年，他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与主持人辩论“什么是公平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采访中，丁仲礼维护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他的“金句”被广泛转发、追捧：“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科学家有主流吗？”“地球用不着人类拯救”……
不过，也有人因为这个采访对他发难，说他是“御用科学家”。他回应：“我坦然接受。知识分子都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国家做贡献，我掌握了数据，理解了这里面的逻辑，就必须把相关情况告诉领导，让他们有个清醒的认识。”
那次采访缘起于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当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八国集团（G8）等提出了7套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套，是到2050年，二氧化碳全球减排一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80%。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场外有抗议和反抗议的人群在对峙，会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争论陷入僵局。在中国代表团设立的新闻中心，丁仲礼发表了演讲：“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他说这些话是经过研究的。2009年7月，G8在意大利提出减排方案，丁仲礼就让秘书收集数据，两人一边上班一边计算，花了不少时间，“算法不难，但要搞清里面的逻辑关系并不容易”。他发现，减排方案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减更多，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在这些方案中，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总量已确定，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后，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就所剩不多了：发达国家11亿人口拿走44%，剩下的56%给发展中国家的54亿人口。
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这7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够大约10年所用，从2020年起就得购买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了。“算好之后，我就报告中央，这样的减排方案决不能答应。”
哥本哈根大会前，丁仲礼到西藏进行野外考察。一天晚上考察结束后，他在澜沧江边喝着小酒吹着风，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领导的电话，与他讨论减排问题。趁着酒劲，丁仲礼对领导说：“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电话那头传来很动情的回答：“你放心，我一定为子孙后代争取排放权。”
回北京后，丁仲礼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中英文文章，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表达了坚决反对协议的立场。“当时国内学术界各种声音都有，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别人的想法和议论。”
不久，丁仲礼以中国代表团科学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哥本哈根大会，也就有了那一段让发达国家代表咬牙切齿的演讲。会上，一名美国年轻人问他：“你说的排放是历史上的事，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今后两国该怎么办？”
丁仲礼回答：“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现在就答应，从1900年到2050年，150年内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你们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80%，甚至可以更少，不管你们怎么减排，我们一定排得更少。至于美国，希望你们能像欧洲人一样减排。”散会后，一名比利时代表走过来，跟丁仲礼说：“你讲得很好。”
“中国那么多气候、环境保护专家，为什么是您站了出来？”“环视听”记者问他。
“不知道！”丁仲礼说，“可能我性格比较愣，我忍不住会站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
别想有没有用，多想怎样成为人人都抢的人
“民盟中央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这几个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校长。”丁仲礼没有一丝犹豫，“如果能培养出一些好的年轻人，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业就会往前发展，这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希望。”曾有人问丁仲礼当校长的感受，他用了一个比喻：“要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现在没有巨人，但是我有高个儿。高个儿培养出来的比你更高，慢慢就会变成巨人。” 他喜欢得空在学校里走走，看着学生们背着书包匆忙的身影，便觉得很幸福，“行色匆匆，说明他们有使命感、紧迫感”。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年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国科大招收本科生。从更名到招生的一年多里，外界的质疑声未曾间断，许多人认为国科大没有必要招收本科生，按照传统培养研究生就行。
“在我看来，这些年中国的本科教育投入，或者是上心程度，或许还不如以前。许多顶尖大学要去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很多指标，像论文、课题、获奖，导致很多好老师的科研任务非常重，真正用心去做本科生培养的越来越少。”丁仲礼说，“如果不是从本科抓起的话，我们这个大学要想真正培养顶尖人才，可能会落空。”
在国科大的本科教育方针上，丁仲礼坚持通识教育。与国内其他大学新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不同，国科大的新生入学暂不定专业，所有学生在前一年半必修同样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以及人文类课程。比如，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入校头一年半里需要必修五门数学课、五门物理课和两门计算机课。直到大二上学期结束，他都不会接触到一门化学专业课。
这让许多院系领导不解，甚至反弹。“他们跟我说这样实验就少啦！化学系毕业的不像化学系，物理系毕业的不像物理系。有些老师真就跟我争论起来。”
“双方各执一词时怎么办？”
“讨论到一定程度，我们作为领导就得拍板，一定要把通识课程加强，一定要把数学、物理、语言学习加强。学校是法人代表负责制，我还是有很大的权力。”丁仲礼开玩笑地说。
事实上，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他看来，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相平衡是全球本科教育的趋势。“我跟他们讲，现在大学生数量和我们那年代不是一个量级了，研究生数量都比我们当年的本科生要多了。本科阶段加强通识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就会比较有弹性，他们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和全面的知识结构。至于专业教育，一大部分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观念里。”
说服了老师，还要说服学生。丁仲礼有时会在学校大礼堂给学生开会，让他们给学校提意见。意见五花八门，从图书馆到操场到食堂，但最多的还是关于课程设置。“很多人反映数学太难，比如生物专业的就抱怨学那么多数学对今后工作没用。”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丁仲礼就会“怼”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用？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总想有没有用这些问题，要多想想怎样才能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要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就得比别人学得多、学得深。”
除了加强通识教育，国科大另一个特色就是导师制度。在这里，每名本科生入校之后都会配一名导师，这些导师都是科学院的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者是千人计划的入选者。学生在本科4年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变化，重新选择导师。说起这个制度，丁仲礼神色骄傲：“我们这里导师多啊！将近1.2万名研究生导师，本科学生才1000多。”在丁仲礼看来，导师的作用除了教授学识，更重要的是熏陶：“清华有民国四大导师，像陈寅恪后来到中山大学，也是有入门弟子，学生都到他家里上课。这种形式会给学生传递很多态度、眼光、品位方面的东西。让学生早早地知道科学前沿在哪儿，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国科大本科招生第四年，第一批本科生即将毕业，“现在几乎全部希望读研，追求深造”。他认为第一届本科生很争气，都明确了要做科研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国科大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才的定位没有错。但同时丁仲礼也有了新的焦虑：“去年评‘双一流’，我们学校连一流大学都没进去，只有俩专业进一流学科！而第五次学科评估，我们有18个学科得‘A+’！”学生问他怎么回事儿，老师也给他压力，霸气的丁校长直接跑去教育部“讲理”。
“无功而返”后他又觉得，可能这也是好事，会让学校上下更团结，更重视建设。“毕竟我们改成大学没几年，没资格分‘战利品’嘛！”
他又犀利了一把。
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
回顾丁仲礼走过的路，完全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他出生在农村，13岁时开始当家干农活，当过中学代课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他报考了文科专业，结果因为体检时血压过高“落榜”；第二年，他换了方向，报考理科，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更喜欢文科。”
“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性格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选择，被给予的机会很少，所以潜意识里知道无可选择，只能把眼前这件事做好。” 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黄土专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
刘东生是中国地质界泰斗，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李四光、杨钟健。“我和我们老头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他则特别温和。”丁仲礼把老师亲切地称为“我们老头子”。研究所里，刘东生常给丁仲礼等学生讲西南联大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师的自主权。那个年代，就算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就是讲不同的东西，都追求讲出自己的东西，完全没有标准模板。这在教育里很重要，要充分相信老师。所以在国科大，我从来没去管过课该怎么讲，老师知道怎么讲，我们信任老师。”
丁仲礼30多岁就成了刘东生的总助，很快就在研究所里独挑大梁。“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第四纪时期，也就是260万年以来气候演化时间序列，这个课题持续了近20年，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刊发在美国的《古海洋学》上，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把刘先生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20年里，他在黄土高原上出过车祸、摔下过悬崖，“差点丢掉小命”，而这些换来的，是上百篇论文，多个奖项，43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4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虽然一直以霸气著称，虽然在科学院待了半辈子，但丁仲礼身上也有十分柔软、文艺的一面。在中科院大楼的走廊里，“环视听”摄影记者为他拍照，他特地找到悬挂着的刘东生先生的照片，恭敬地站在一旁，请记者帮他留下纪念。2012年，他回嵊州老家，洋洋洒洒写了首诗：“朝辞燕北云，午见越中山……悠悠三十载，野老开心颜。但愿国运久，无叹民生艰。”2014年，国科大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他作了一阕《贺新郎》惊艳全场：“寻遍八方得雄骏，堪叹一师翘楚。”他经常在重要大会上提到读书人的情怀与风骨，“忧国忧民，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如今，丁仲礼的精力渐渐转移到民盟的工作上来。他说人老了，接下来要注意身体，把生活的节奏放慢，慢慢淡出一些其他岗位。
采访最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您性格那么冲，却还能在那么多岗位上做得那么好？”
他想也不想，直接就答：“因为我没什么私心。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如果你自私，再聪明也很难做好。”他这么多年一直提醒自己，心中要有公，不要总想自己。“再不济，你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也行啊！”（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余驰疆 李璐璐）
责编：张莎莎、李连环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