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读书人的文气与霸气

2018-01-22 14:41: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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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丁仲礼在中国科学院接受“环视听”专访。)

采访丁仲礼前,“环视听”记者特地向中国科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询问:“你们如何看待这位副院长?”答案很多,但其中有一句言简意赅:很霸气,很实在。听到这6个字,丁仲礼哈哈一笑,对记者说:“我们嵊(音同“盛”)州人性格。”

浙江嵊州,是个既出才子又出“强盗”的地方。谢灵运生于此,王羲之葬于此,裘甫起义、裘日新起义也始于此。这地方,一半是文气,一半是霸气。

恰好,这两种特质在丁仲礼身上和谐共生。一方面,他是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校长、研究地质和古气候的大学者;另一方面,他是世界级大会上的反对派、“怒怼”女记者的科学家,还是金句频出的“网红”院士……前不久,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2017年12月,丁仲礼当选民盟第十二届中央主席。他说:“这是我现在的第一岗位。”

采访中,丁仲礼从气候说到教育,从老家讲到新工作,时而儒雅,时而犀利,的确是很霸气,很实在。

有了环保税,可以杜绝一些“乱收费”

在中科院,丁仲礼分管资源环境领域。这个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雾霾问题。这个冬天,蓝天似乎格外顽强,许多城市雾霾天数明显减少。以过去的“霾都”北京为例,2017年12月全城空气优良率接近90%。提到此事,丁仲礼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却蹦出一句话:“不要太乐观。”

“今年北京的雾霾确实很少,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努力,二是天帮忙。”人努力指的是今年京津冀的减排力度的确很大,天帮忙则是冷空气频频降临,北风比较频繁。“但未来老天爷会不会继续‘帮忙’,尚难预料,所以不要太乐观。”

丁仲礼认为,治理雾霾制定10年、15年的目标没有太大意义。治理雾霾,必须要秉承源头减排的理念,需要一年一年制定目标。“比如北京市政府去年提出,2017年PM2.5年均浓度要从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这就很不错了。现在最后的数据还没公布,估计差不了太多。”

除了雾霾,环保领域另一个热点便是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此丁仲礼表示:“环保税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听到‘环保税’三个字,就会觉得是个新增加的税种,很排斥。其实这个税就是我们说的‘排污费’。”他说,“收费”只是一个行政规定,改成税制后,就有了法律依据,从而更加规范,既能帮助治理改善环境,又不至于对企业造成不可承受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对政府也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以前老百姓常说‘乱收费’,为什么?因为‘费’是由行政执法人员来制定的,但现在有了环保税法,就必须依法来做,从而可以杜绝环保领域‘乱收费’现象。”

签了这协议,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

丁仲礼研究黄土出身,但让他在网络走红的却是天空。2010年,他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与主持人辩论“什么是公平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采访中,丁仲礼维护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他的“金句”被广泛转发、追捧:“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科学家有主流吗?”“地球用不着人类拯救”……

不过,也有人因为这个采访对他发难,说他是“御用科学家”。他回应:“我坦然接受。知识分子都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国家做贡献,我掌握了数据,理解了这里面的逻辑,就必须把相关情况告诉领导,让他们有个清醒的认识。”

那次采访缘起于2009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当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八国集团(G8)等提出了7套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套,是到2050年,二氧化碳全球减排一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80%。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场外有抗议和反抗议的人群在对峙,会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争论陷入僵局。在中国代表团设立的新闻中心,丁仲礼发表了演讲:“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他说这些话是经过研究的。2009年7月,G8在意大利提出减排方案,丁仲礼就让秘书收集数据,两人一边上班一边计算,花了不少时间,“算法不难,但要搞清里面的逻辑关系并不容易”。他发现,减排方案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减更多,实则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在这些方案中,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总量已确定,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后,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就所剩不多了:发达国家11亿人口拿走44%,剩下的56%给发展中国家的54亿人口。

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这7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够大约10年所用,从2020年起就得购买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了。“算好之后,我就报告中央,这样的减排方案决不能答应。”

哥本哈根大会前,丁仲礼到西藏进行野外考察。一天晚上考察结束后,他在澜沧江边喝着小酒吹着风,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领导的电话,与他讨论减排问题。趁着酒劲,丁仲礼对领导说:“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遥遥无期!”电话那头传来很动情的回答:“你放心,我一定为子孙后代争取排放权。”

回北京后,丁仲礼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中英文文章,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表达了坚决反对协议的立场。“当时国内学术界各种声音都有,但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别人的想法和议论。”

不久,丁仲礼以中国代表团科学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哥本哈根大会,也就有了那一段让发达国家代表咬牙切齿的演讲。会上,一名美国年轻人问他:“你说的排放是历史上的事,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今后两国该怎么办?”

丁仲礼回答:“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现在就答应,从1900年到2050年,150年内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你们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80%,甚至可以更少,不管你们怎么减排,我们一定排得更少。至于美国,希望你们能像欧洲人一样减排。”散会后,一名比利时代表走过来,跟丁仲礼说:“你讲得很好。”

“中国那么多气候、环境保护专家,为什么是您站了出来?”“环视听”记者问他。

“不知道!”丁仲礼说,“可能我性格比较愣,我忍不住会站出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

别想有没有用,多想怎样成为人人都抢的人

“民盟中央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这几个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校长。”丁仲礼没有一丝犹豫,“如果能培养出一些好的年轻人,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业就会往前发展,这会给人一种很大的希望。”曾有人问丁仲礼当校长的感受,他用了一个比喻:“要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现在没有巨人,但是我有高个儿。高个儿培养出来的比你更高,慢慢就会变成巨人。” 他喜欢得空在学校里走走,看着学生们背着书包匆忙的身影,便觉得很幸福,“行色匆匆,说明他们有使命感、紧迫感”。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年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国科大招收本科生。从更名到招生的一年多里,外界的质疑声未曾间断,许多人认为国科大没有必要招收本科生,按照传统培养研究生就行。

“在我看来,这些年中国的本科教育投入,或者是上心程度,或许还不如以前。许多顶尖大学要去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很多指标,像论文、课题、获奖,导致很多好老师的科研任务非常重,真正用心去做本科生培养的越来越少。”丁仲礼说,“如果不是从本科抓起的话,我们这个大学要想真正培养顶尖人才,可能会落空。”

在国科大的本科教育方针上,丁仲礼坚持通识教育。与国内其他大学新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不同,国科大的新生入学暂不定专业,所有学生在前一年半必修同样的公共基础课,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以及人文类课程。比如,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入校头一年半里需要必修五门数学课、五门物理课和两门计算机课。直到大二上学期结束,他都不会接触到一门化学专业课。

这让许多院系领导不解,甚至反弹。“他们跟我说这样实验就少啦!化学系毕业的不像化学系,物理系毕业的不像物理系。有些老师真就跟我争论起来。”

“双方各执一词时怎么办?”

“讨论到一定程度,我们作为领导就得拍板,一定要把通识课程加强,一定要把数学、物理、语言学习加强。学校是法人代表负责制,我还是有很大的权力。”丁仲礼开玩笑地说。

事实上,他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他看来,通识教育跟专业教育相平衡是全球本科教育的趋势。“我跟他们讲,现在大学生数量和我们那年代不是一个量级了,研究生数量都比我们当年的本科生要多了。本科阶段加强通识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就会比较有弹性,他们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好的数理化基础和全面的知识结构。至于专业教育,一大部分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观念里。”

说服了老师,还要说服学生。丁仲礼有时会在学校大礼堂给学生开会,让他们给学校提意见。意见五花八门,从图书馆到操场到食堂,但最多的还是关于课程设置。“很多人反映数学太难,比如生物专业的就抱怨学那么多数学对今后工作没用。”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丁仲礼就会“怼”回去:“你怎么知道没有用?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总想有没有用这些问题,要多想想怎样才能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要成为人人都抢的人才,你就得比别人学得多、学得深。”

除了加强通识教育,国科大另一个特色就是导师制度。在这里,每名本科生入校之后都会配一名导师,这些导师都是科学院的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者是千人计划的入选者。学生在本科4年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变化,重新选择导师。说起这个制度,丁仲礼神色骄傲:“我们这里导师多啊!将近1.2万名研究生导师,本科学生才1000多。”在丁仲礼看来,导师的作用除了教授学识,更重要的是熏陶:“清华有民国四大导师,像陈寅恪后来到中山大学,也是有入门弟子,学生都到他家里上课。这种形式会给学生传递很多态度、眼光、品位方面的东西。让学生早早地知道科学前沿在哪儿,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国科大本科招生第四年,第一批本科生即将毕业,“现在几乎全部希望读研,追求深造”。他认为第一届本科生很争气,都明确了要做科研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国科大培养未来科技领军人才的定位没有错。但同时丁仲礼也有了新的焦虑:“去年评‘双一流’,我们学校连一流大学都没进去,只有俩专业进一流学科!而第五次学科评估,我们有18个学科得‘A+’!”学生问他怎么回事儿,老师也给他压力,霸气的丁校长直接跑去教育部“讲理”。

“无功而返”后他又觉得,可能这也是好事,会让学校上下更团结,更重视建设。“毕竟我们改成大学没几年,没资格分‘战利品’嘛!”

他又犀利了一把。

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

回顾丁仲礼走过的路,完全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他出生在农村,13岁时开始当家干农活,当过中学代课老师。1977年高考恢复,他报考了文科专业,结果因为体检时血压过高“落榜”;第二年,他换了方向,报考理科,考上了浙江大学地质系。“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更喜欢文科。”

“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性格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选择,被给予的机会很少,所以潜意识里知道无可选择,只能把眼前这件事做好。” 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黄土专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

刘东生是中国地质界泰斗,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李四光、杨钟健。“我和我们老头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他则特别温和。”丁仲礼把老师亲切地称为“我们老头子”。研究所里,刘东生常给丁仲礼等学生讲西南联大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师的自主权。那个年代,就算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就是讲不同的东西,都追求讲出自己的东西,完全没有标准模板。这在教育里很重要,要充分相信老师。所以在国科大,我从来没去管过课该怎么讲,老师知道怎么讲,我们信任老师。”

丁仲礼30多岁就成了刘东生的总助,很快就在研究所里独挑大梁。“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第四纪时期,也就是260万年以来气候演化时间序列,这个课题持续了近20年,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刊发在美国的《古海洋学》上,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把刘先生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20年里,他在黄土高原上出过车祸、摔下过悬崖,“差点丢掉小命”,而这些换来的,是上百篇论文,多个奖项,43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4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虽然一直以霸气著称,虽然在科学院待了半辈子,但丁仲礼身上也有十分柔软、文艺的一面。在中科院大楼的走廊里,“环视听”摄影记者为他拍照,他特地找到悬挂着的刘东生先生的照片,恭敬地站在一旁,请记者帮他留下纪念。2012年,他回嵊州老家,洋洋洒洒写了首诗:“朝辞燕北云,午见越中山……悠悠三十载,野老开心颜。但愿国运久,无叹民生艰。”2014年,国科大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他作了一阕《贺新郎》惊艳全场:“寻遍八方得雄骏,堪叹一师翘楚。”他经常在重要大会上提到读书人的情怀与风骨,“忧国忧民,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如今,丁仲礼的精力渐渐转移到民盟的工作上来。他说人老了,接下来要注意身体,把生活的节奏放慢,慢慢淡出一些其他岗位。

采访最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您性格那么冲,却还能在那么多岗位上做得那么好?”

他想也不想,直接就答:“因为我没什么私心。只要不自私,谁都可以把工作干好;如果你自私,再聪明也很难做好。”他这么多年一直提醒自己,心中要有公,不要总想自己。“再不济,你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也行啊!”(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余驰疆 李璐璐)

责编:张莎莎、李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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