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在北京的家中看到一条新闻——我国维和战士在西非国家马里遭遇炸弹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周飞虎顿时有种预感：“我可能又要出发了。要是我去的话，连疫苗都不用打了，去年抗击埃博拉时打过好几种，都还在有效期内呢！”
果然，命令很快下达，作为军队的重症医学专家，周飞虎担任医疗组长，与医疗组其他3名成员马上乘专机赶赴马里，任务是：把我们受伤的战士平安带回家。
到了马里，才发现他任务远比想象中艰巨。4名受伤战士中，两名是重伤，“爆炸导致了多发伤，你肉眼就能看到他身上炸骨折了，脸上炸烂了，手上炸裂了缝针了。但这些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如，的呼吸系统受到损伤，即使你输氧气，氧饱和度也不高，存在爆震伤。”当地的治疗条件极为简陋——在联合国救援体系中，共有四级医院，一级是现场救治，二级医院能进行基本的外科手术和清创，三级医院才有ICU病房，四级医院则是条件完备的大医院。联合国设在马里维和营地的，只是一家二级医院。伤员在二级医院初步治疗后，迅速被转往位于塞内加尔的三级医院。按照工作组统一部署，医疗组其他3位专家回国后，周飞虎独自留在塞内加尔，继续参与伤员的救治工作。
在20多天“独自战斗”的日子。周飞虎在塞内加尔的医院里跑进跑出，忙前忙后。那里的ICU哪比得上国内大医院，重病患者多的时候，寥寥几台呼吸机和监护仪根本不够用。周飞虎急了，找到负责人，指着病床上的中国维和战士说：“这是我们的hero（英雄）！监护仪我们需要持续用！”
“是的，是的，但这里都是hero。”
周飞虎无可奈何，“抢”不到监护仪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临床的观察来下诊断，与塞方医生积极沟通治疗方案。酷热和伤情，又加大了感染的风险，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天天的，战士们度过危险期了，从ICU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在普通病房稳定了……终于，周飞虎做了最重要的判断：可以回国了。
回国的飞机是普通民航飞机，20多个小时的飞行，依然没有供氧机，没有监护仪，只有一个听诊器和他自己的眼睛。他一趟一趟往伤员身边跑，听诊、观察、帮助伤员运动，就怕出现突然的血栓和呼吸问题。当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周飞虎想哭，但哭不出来；想干点什么，但干不了。他找不到任何语言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自己这颗心啊，总算落地了。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也让周飞虎与4名维和战士成了患难之交。如今，有的战士还在进行后续的手术和治疗，遇到问题时，周飞虎都会帮助他们。
周飞虎记得，初到马里时，他想扛一把枪，“扛上，吓唬吓唬那些武装分子也好！”但他随后不扛了，“我是一个医生，是来救死扶伤的。”在战火中行医的日子，让周飞虎深深体会到一点：“人们总说，出去了才知道祖国好。真是如此。去过了战乱中的非洲，才知道中国的和平是多么宝贵，我们每天都能坦然走在大街上，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能；也知道了中国的强大是多么宝贵，我们的祖国有能力把我们受伤的每一个普通战士带回家。”
周飞虎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中心学习了两年多，那是美国排名第一的重症医学中心。“美国提倡以重症医学救治为主导大型医院，把小的病放到中小医院去。这样，一旦有重病患者来了，一个重症医学小组就能做出快速反应。”而在中国，重症医学算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2001年才成立，两年后周飞虎进入科室。年轻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赶上去。前不久，美国的医生来北京开会，参观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对周飞虎连声惊叹：“哇，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医院，几千张床位啊！我们八九百张床位就算很大了。”“哇，你们ICU死亡率这么低啊！近3年都在3%—5%，太了不起了。”
这让周飞虎很自豪：“中国的重症医学在世界都是先进的。”他带“环视听”记者参观ICU病房，沿着环形的走廊，隔着玻璃，能看见病房里的全貌。每个病人来到ICU的原因、治疗方案、恢复情况，周飞虎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忍不住问了个“残忍”的问题：“那3%—5%的死亡来临时，您哭过吗？”
“哭过，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流泪。其实，ICU里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能预测到结果。有的人我们能拉回来；有的人，比如晚期肿瘤的病人，哪怕竭尽全力也拉不回来；而有的人，是经过了许多努力，白天黑夜都盯着，觉得有希望拉回来了，最终还是走了。这时候，心里太难受。”
说到这里，他调了一杯浓浓的咖啡。那味道升腾起来，就如同ICU的味道——本是生命的一段苦旅，最终大多能渗出甜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许陈静 余驰疆）
责编：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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