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香港国民教育，再难也要推

2017-07-04 11:17:40 环球时报

邓飞是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杰的通识考试答卷“不及格”而为外界津津乐道;在“国民教育”及“港独”话题上，他常有犀利言论。如今，特区政府换届，新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范凌志】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却陷入政治化风波中，负责应对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最终决定“暂时搁置”，但其中一名委员坚决不投赞成“搁置”的票。这名委员名叫邓飞，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如今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非官守委员。邓飞是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杰的通识考试答卷“不及格”而为外界津津乐道;在“国民教育”及“港独”话题上，他常有犀利言论。如今，特区政府换届，新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邓飞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应首先为被污名化的“国民教育”正名，决不能再躲躲闪闪。

　　根源——港英刻意“厚古薄今”

　　环球时报：请您谈一下香港“国民教育”问题的由来。

　　邓飞：其实，“国民教育”这个词容易引起误会。“国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并非特指“爱国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语境里，这个词就具备了特定含义。

　　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那个时候港英政府没有“公民教育”一词，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个“城民”的概念。为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一个“中文委员会”，专门研究怎么处理跟中国相关的教育内容，即语文、历史要学什么等等。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有两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长时间都没有强制义务教育。我们所说的“九年义务教育”拖到什么时候才落地？内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球华人充满热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员会”发现，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那就让香港所有涉及中文、历史的科目以及课外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一个特征——四个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国，尽量不触碰近现代的事情。

　　当时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当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应用文写作。这就造成香港人对近现代和当代保持着一种陌生认知，似乎近现代只有流血和动乱。而他们越喜欢古代的中国，就越讨厌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举个例子，我1993年参加“中五会考”(读大学预科前的考试)，那时的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说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很陌生不完全对，香港人只是对近现代和当代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开放区议员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开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时的“公民教育”有个特点是“去国家化”。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港英统治者面临一种窘态：不能说香港人是“英国人”，也不愿说香港人是中国人，在这种回避态度下，“中国”就缺位了。再加上当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奋斗、享受香港经济发达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又是“去国家化”的。

　　临近1997年，很多人意识到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跟上，社会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增强对国旗、国徽、国歌、政治制度、祖国风土人情的教育。当时有两个改革方案，一是“非学科化”，即仍保持“国民教育”不是一个单独学科的状态，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种方案是专门设立“国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后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课时，同时“谁来教”也是个难题。就这样在争论中，“国民教育”一直保持着“非学科化”的状态，不成系统，没有标准。

　　后来，为改变这种局面，特区政府编写了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纲”，这就引发了2012年“反国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搁置课纲。

　　阻力——反对派“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反国教”事件后，香港的国民教育是什么状态？

　　邓飞：其实以“非学科化”存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萎缩，但有一点非常致命：“国民教育”被污名化了，以后但凡有人谈论“国民教育”都闪闪缩缩。

　　香港的课纲和教材是两码事，课纲是统一的，而教材由学校选择。“国民教育”不是独立科目，甚至连教材都没得挑，因为它不考试，出版商就无利可图，只能学校自己设计教材。如果学校重视，那就自编教材，如果不太重视，那就以参观、讲座等活动来代替教学。

　　香港高中有一门“通识教育科”，它原本跟“国民教育”没有关系。这门课有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问题是，考试时“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中国”单元则出题很少，且常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就造成教课时“重香港而轻中国”，联想到“反国教”“占中”，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通识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好在最近两年，通识科不再出政治题目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开始出题了。

　　环球时报：很多人指责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操控教育界，是这样吗？

　　邓飞：“教协”最初支撑起很多反对派团体的建构，同时它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公会。我不认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并不操纵“国民教育如何运作”，更多的是影响教育界。它的领导层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常常通过一些声明、所谓“民意调查”来形成其对“国民教育”应当何去何从的观点，施加舆论压力，比如“洗脑”这个词，在香港说得最多的就是“教协”。

　　可想而知，它对教师的影响是怎样的。即使一个教育界人士觉得“国民教育”没问题，他也不敢说，因为很容易被反对派媒体围攻，学校声誉受冲击，影响招生。其实，这是一种“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您遇到过类似事情吗？

　　邓飞：当然。2012年“反国教”事件中，特区政府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因社会压力很大，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为确保“搁置”结论能“好看一点”，特区政府和委员会的领导层都认为应该“全票通过”。但我是拒绝的。

　　首先我爱国，我所在的香岛中学也是爱国学校，你让我投票赞成“搁置”？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员会的二三十人中，我几乎是唯一反对的，有些官员就像“三司会审”一样坐在我面前劝。最后我说我顶多弃权，于是他们专门做了弃权票给我。有趣的是，浸会大学一位老师看到可以这样，立刻也投了弃权票。

　　破局——先为“国民教育”正名

　　环球时报：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您想给林郑月娥特首哪些建议？

　　邓飞：首先应该为“国民教育”正名，恢复其名誉，这是必须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须重视，因为正名不正名最终还是要看政府的态度，教育局要引导教育界像其他学科一样，就“国民教育”进行各种实践。第三，教育界对于“国民教育”不要躲躲闪闪，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说”上。最后，我认为还是要恢复“国民教育”课纲，应该把它跟“公民教育”合为一体，名字就叫“中国特区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里国家应有的角色与身份还回去。反对派要污名化“国民教育”，总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污名化吧？难道他们不想做公民吗？

　　林郑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我希望香港“国民教育”能迎来一个拐点。不过，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举措，因为在其他的教育项目上，她是有详细方案的，比如说每年增加50亿(港元)的拨款，这50亿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国民教育”这块还没有更具体的方案。毕竟，要突破被污名化的社会印象，并非易事。

　　环球时报：“国民教育”在香港为什么再难也要推？

　　邓飞：很简单，与“台独”不同，“港独”思潮在港英统治150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反而在回归后冒出，正说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做得远远不够。现在我们要把“港独”思想遏制在萌芽阶段，从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对症下药。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年轻人认为“港独”远比统一要好，那就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封闭的心态，以这种心态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竞争？这种思想不光是危害国家，对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围跟一些学生做升学辅导，建议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学，这两个地方同在沙田区，相距几公里，竟然有学生惊叹：“啊!这么远啊!”

　　“港独”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对国家构成实质威胁，而是纵容了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独”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不健康，反对“港独”就是为了拯救孩子。

责编：满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