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2017-03-09 08:20:02 中国经济周刊

酒驾入刑的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到遏制的关键，因此，郑俊芳代表阿里巴巴对外呼吁：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

　　打假为何总是“空转”？

　　“过去一年，我们整个专案团队非常苦，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受苦蹲坑，被狗追、被狗咬的情景，他们一直都在经历。但换来的成果却让人难过，因为我们几乎是在‘空转’。阿里和公安干警，甚至全社会，用了巨大的资源来解决假货问题，但却看不到能够解决它的希望。”郑俊芳表示。

　　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后等待处理。而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和量刑判决的过程非常漫长和艰难。

　　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所以有一些人反复在这个链条中获益。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透露：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而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越来越多的制售假者学会了钻现有法律法规的空子，用各种方法规避制裁。阿里和警方曾经到某镇查处一个涉假服装网店，但他们都是定制“白版”衣服，通过微信采购涉假商标，每天卖多少量贴多少标，最终执法人员只查到10件贴有涉假商标的成品服装。

　　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还有很大完善余地，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中规定，这么多年从未调整过。“这个标准已不适用于现在，而且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进行换算，可以考虑按照件数来定起刑标准。”同时，他还建议应禁止适用缓刑，因为这会导致很多售假分子再犯累犯率很高。

　　再比如，制售假处罚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是《产品质量法》，该法诞生于1993年，24年过去了，罚款标准仍停留在5万元标准。有专家认为，目前制售假相关的法律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也过小。以美国为例，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对于公司的处罚甚至会高达1500万美元。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假货这颗毒瘤正在对中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现有的制售假罚款已经24年未变，相对于非法获利简直是“九牛一毛”，而刑事打击的筛子眼儿又太粗，不足1%入刑比例更是毫无震慑作用，使得制假售假者几乎不会受到有效惩罚，假货毒瘤越长越大，而且不断复发。

　　那么，什么才是铲除假货毒瘤的大杀器？多位法学专家对记者表示，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需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

　　郑俊芳以酒驾入刑为例来说明，对制假售假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必要性。酒驾入刑的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到遏制的关键，因此，郑俊芳代表阿里巴巴对外呼吁：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

　　“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表示。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勤华表示，打假关键依靠法制建设，应有针对性立法设计，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制假售假危害性也在扩大，必须“罚款罚到倾家荡产，一次打击以后没有力量再翻身”。

责编：满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