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世纪之辩”
2016-11-15 08:48:14 中国经济周刊造势已久的“世纪之辩”终于在11月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这不是林毅夫与张维迎的第一次交锋，也应该不是最后一次。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银昕 徐豪 陈惟杉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4期
原标题为“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
11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论。8月底以来，两人已经围绕产业政策“隔空对话”数个来回。
这已经不是这两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始终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经济学家的第一次辩论。从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进行的“北大交火事件”，到21世纪两人就是否存在“后发优势”展开的激辩，两位经济学家的每次辩论都因与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的紧密关系而备受社会关注，此次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依然如此。
林毅夫、张维迎两人此次观点交锋，之所以不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世纪之辩”现场，林毅夫、张维迎如何交锋？
造势已久的“世纪之辩”终于在11月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这不是林毅夫与张维迎的第一次交锋，也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此次“世纪之辩”的主办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题目定为“‘产业政策’思辨会”，可以看出其背后减少火药味，强调“思辨”的用意。《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前约一小时到达现场时，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万众楼周围已聚满人群，由于面积不大的主会场吸引了近千名听众，主办方不得不在主会场外另设两个分会场转播主会场情况。
担任主持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讨论，甚至会载入历史。
辩论会由林毅夫的发言开场，随后张维迎发言，紧接着是自由辩论环节，以问答形式展开。整场辩论中，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两人对有关产业政策多个方面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比较优势该如何发挥等问题分别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对方激烈辩论。
这两位同样拥有“海归”背景，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共同见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的学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都保持了“君子之争”的学者风度。
什么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林毅夫强调，虽然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研发投入理应算作产业政策。
张维迎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维迎强调，关键的两个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就属于产业政策了。”
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林毅夫举例说，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林毅夫认为，“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有效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表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林毅夫表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张维迎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林毅夫表示，“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首先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制，张维迎对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提出的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预见，进行了批驳。“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张维迎说，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无耻”。“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张维迎表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张维迎表示：“林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张维迎认为，“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是否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补贴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劳动力供给上的限制问题时才需要，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和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与之匹配的政策环境。“我基本是反对补贴的，我（提出的）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是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进行激励的补贴之外，所有的优惠就是税收上优惠几年，量是很少的。”
张维迎
张维迎说：“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都是基于边际分析。但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张维迎认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不是为了政府的补贴，而是满足自己对美味佳肴的向往，甘愿冒风险，为了政府补贴才去吃螃蟹，根本算不上企业家。“政府不用鼓励任何人吃螃蟹，也不必为任何吃螃蟹的行为买单。许多拿着吃螃蟹姿势的人，实际上是在啃馒头！”张维迎说。
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林毅夫
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要强调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要想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使他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就与他之前付出的成本和风险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林毅夫强调，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理应帮助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等。“如果中国企业家要想进入航天业，没有国家补贴，大概就不会有人愿意进入了，肯定会亏本。”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在市场中生存，天生的本能就是发挥比较优势，而不是靠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比较优势不是国家的事，而是企业的事，个人的事。每个普通人都懂得利用自己的所长，同时让他人也从事各自擅长的工作，这就是管理学上讲的‘核心竞争力’。”张维迎认为，他与林毅夫两个人在现场辩论有关经济学的议题，而不是去辩论量子物理、航天科技等议题，就是在自发地本能地利用比较优势，这与国家政策无关。
责编：满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