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我到处漂泊，永远在失败”
2016-08-12 13:19:03 环球人物北京单向空间举行“文学之夜”活动，北岛在现场与读者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北岛（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读者很少看我的《在天涯》。如果你明白它对我的意义的话——这么多年，我在到处漂泊。”
2016年7月2日，北京单向空间“文学之夜”，67岁的北岛这样形容自己的“去国之路”。
如今，漂泊者归来。自从2012年4月8日中风以后，北岛已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和开口。这一夜，北岛却仿佛打开了话匣子，40分钟时间，“回溯”这个词语不断闪现，勾连起自己1989年去国之后的海外经历。
曾留给当代文学史最具反抗姿态和献身激情的诗人，如今已褪去时代赋予的英雄标签，逐渐步入自己生命的老境，面目平静，谈吐缓慢。台下，是100余位各个年龄段的读者。
尽管诗句被一代代人反复背诵，但他的生命经验，却被迫与中国隔绝多年。这一夜，归来者北岛，握着“时间的玫瑰”，径直走向了自己的读者，不再朦胧。
北岛（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我到处漂泊，永远在失败”
“像一颗彗星一样”，这是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对人生的比喻。对北岛而言，自己的人生星轨里最密集的头部，是二十多岁的时光。那是一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20岁的北岛成为建筑工人，进行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
80年代末，中年北岛开始漂泊海外，编《今天》、写作、教书。在散文集《蓝房子》中，北岛曾记叙了他和艾伦·金斯堡一起在诗歌节上朗诵的纵情片段，这样短暂欢乐的时光，北岛在当晚的讲述中甚少提及。相反，随着回忆的深入，陈年琐碎的艰难和窘迫成为叙述的主体：迫于压力写散文，任职加州大学分校东亚系客座教授却被“炒鱿鱼”，不断的搬家迁移，困难地学习外语……“永远的失败，不断的失败，我永远在失败，然后走向了灭亡。”北岛说，然而，“那也无所谓了。”
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间，北岛在六个国家居住过。辗转挪威，丹麦，瑞典的时候，北岛想的更多是自己能否过下去。“最难的是在北欧。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小语种，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在挪威待了三个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八九个月，在丹麦待了两年，这两三年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对自己的挑战。我已经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过下去？那时候家里人都不能来往。我一个人单独生活。太难了，那时候。周围都是富裕的人，而我是一个流浪者。”
北岛口中“流浪”，并不只是指经济上的压力，而多是自己身处的语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也是诗作《乡音》创作的背景（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了我的恐惧）。
“我发现很多读者往往只看我的《履历（诗选1972—1988）》，很少看《在天涯（诗选1989—2008）》。《在天涯》——其实如果你明白它对我的意义的话——这么多年，我在到处漂泊。”
北岛“文学之夜”活动（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漂泊中不能用英语熟练写作的北岛，依然坚持对看不见的汉语读者书写“中国的经验”。这是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状况：国内的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读到他，而他的“中国经验”，也逐渐褪色、泛白。
带着这样的焦灼，北岛在2007年辗转到了香港，一生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最接近大陆的时候，“这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块土地。”
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教职，每年开授诗歌创作课程，创办香港国际诗歌节。在香港推动诗歌活动，北岛曾将其比喻为在水泥地上种花，“很长时间内，香港从未出过一本像样的诗集。那我就要挑战，我一定要把这个国际诗歌节做成！”从2011年开始，香港国际诗歌节坚持每一本诗集都以中英双语出版。
2009年，北岛六十岁，决定写作长诗《歧路行》。北岛这样解释诗名：“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北岛将长诗《歧路行》的写作视为挑战。此前，北岛只写短诗，《白日梦》是特例。北岛笑着对读者说，你们还在朗诵《回答》，《一切》，其实我需要自我证明，我还在写作啊！我希望自己能70岁之前写出来。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70岁以后就真的退休了。”
因为诗人个人命运与中国当代史的种种对应联系，长诗《歧路行》可能不能在大陆出版。北岛说“无所谓”——“这是对我个人的意义。我的功名已经够了。”
读者阅读北岛的作品（图片来源：《环球人物》）
“必须找到新的语言”
长诗写到500行，忽然被中风打断。病发的4月8日，成为北岛此后每年都纪念的历劫日。
北岛的朋友蒋一谈，当晚讲述了诗人病后几个片段。2016年4月8日，蒋一谈和北岛相约吃了一顿饺子。席间，北岛用异于平时的眼神问：“一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中风的纪念日。”
2012年4月8日，北岛陪家人划船，他感觉船晃得厉害。上岸后，他的步子甚至不能成一条直线。在去往医院的途中，人就已经昏迷了……
一生以写作为事业的北岛，在步入生命的老年时，骤然失去对文字和语言的控制能力。一段时期内他很少和人交谈，也无法写作。“我说话磕磕绊绊，朗诵一首诗，需要反复很多遍。”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北岛需要由女儿陪着看图识字，每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进行语言认知训练。“我变成了一个孩子，这是很大的挑战。”
北岛下决心一定要病治好，把长诗写完，为了尽快恢复，他跑了五个城市，找了六七个大夫，努力尝试西医、中医各种治疗访法：针灸、电击……有一次蒋一谈去看望北岛，发现诗人一脸疲惫。北岛说自己刚用了电击疗法——在四肢通上电——“我想用这种方法刺激我的神经，我希望我的语言能力能加速地‘重新发育’”。蒋一谈感慨，诗歌，是北岛身体里最大的语言动力。
去年开始，北岛的语言能力起色明显，他开始重新写作。演讲的时候，北岛几度为自己语言的迟缓向读者道歉。但他同时也引用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句子：“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他对在座的读者说：“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遭遇了不同的问题。在座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会有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代，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你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语言，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责编：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