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电51级学霸满屋：一个总理四个院士

2016-05-11 09:00:08 环球人物杂志

​1951年毕业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被称为电51级。百余人的毕业生里，出了一个总理——朱镕基，四个工程院院士——张履谦、金怡濂、王众托、陆建勋，其他部级干部、总工、教授还有不少。

1951年毕业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被称为电51级，那个年代学生级别是按毕业年份算的。100来人的毕业生里，后来出了一个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四个工程院院士——张履谦（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金怡濂（“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获得2003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王众托（中国系统工程学科创建人之一）、陆建勋（通信工程专家，曾主持核潜艇特种通信系统研制），其他部级干部、总工、教授还有不少。更难得是，这个工科得不能再工科的班里还出了法学家、经济学家，比如被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对于这样一个学霸满屋的BUG班级，我们不妨听他们亲口讲讲上学时的事。

　　张履谦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1926年，我生在湖南长沙的农村，1941年上中学时，侵华日军对湘北发动进攻，我随伯父逃难到株洲，父母和家人来不及逃走。后来，14岁的弟弟被日本鬼子抓走，从此再无消息。当时，母亲上前哀求，被鬼子挥着刺刀赶走。逃难岁月里，每天步行上百里，得了疟疾、痢疾，没医没药，幸运地没死；一路跑，日本飞机一路扫射，又幸运地捡了一条命。

　　我们那时真恨侵略者，真想着“读书救国”，将来把国家建设好。抗战胜利了，上清华大学时，听说电是工业基础，造飞机大炮没有电不行。所以，填专业时，二话不说选了电机系。从家里出发，2000多公里的路程，因为交通不便，足足走了大半个月，更坚定了我建设国家的心思。

　　初进学校，学业虽然重，不过清华大学宽松的环境使我受益颇多。我们可以任选课程，我不仅学电机系的课，还听过土木系的素描课、英语系的英国诗歌……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的话，也照亮了我们那群年轻人的道路。

　　北平远离家乡，交通不便，我大学期间从未回过家。假期里，除了学习，我还参加了不少进步学生聚集的社团活动。国民党对进步学生很是恐惧，许多学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学校为了保护学生，常与当局交涉，不过还是有些学生没能解救出来，最终下落不明。

　　我有一次参加农村医疗活动，被两个特务盯上了。当时，清华周围是荒凉的农村，我背着药箱一边往学校走，一边暗中观察两个特务的动向。趁他们疏忽，我跑进一家小饭馆，再从后门出来，撒腿跑向路边摆摊的人群里，终于甩掉特务，跑回了学校。现在想想，当时如果被抓了，结果还真不好说。

　　后来，我经常留意学校里宣传进步思想的大字报、小字报，也去听一些关于民主革命的演讲。渐渐地，我意识到，中国要富强，不但要发展工业，最根本的还是要推翻反动统治。国民党屡次镇压学生游行，加深了我这个信念，也促使我走进了游行队伍里。

　　近70年前，清华荷塘不仅是学生读书和散步的地方，不少学生也在荷塘月色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12月，在清华园荷塘边的小树林里，地下党组织为我秘密地举行了入党仪式。解放之后，我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走到了人生的新阶段。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的学生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经历过战火中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对建设强大祖国的渴望非常强烈、单纯。我想这份单纯和动乱中的坚持，或许是对今天的青年最大的启发。

郭道晖

　　被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我1928年出生，从出生开始，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学生时代最大的印象，就是战乱频仍。我10岁就开始逃难，青少年时代在湘贵黔边境跋山涉水1000多里。高中6个学期我就念了5个学校，逃到哪里念到那里，时断时续，当时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都成了奢望。

　　也是在逃难途中，我看到国民党统治的很多黑暗面。在痛恨日本人的同时，越来越厌恶国民党。抗战胜利后，返回长沙省立一中，我就参加过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时，中国和日本武器、装备差距给人的印象太深。所以，当时很多学生都有“工业救国”的想法，我也不例外。1947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就选了工科的电机系。

　　上大学时，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清华、北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蒋管区里的解放区”，学生运动很多。我中学时候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到了清华大学更是积极参加历次学生运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运动，和一二 九运动时期有个很大的不同：一二 九时期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那时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抗战胜利了，我们关注的是内政问题，就是反独裁、争人权的问题。

　　1948年夏天，一位和我同级的机械系同学，拉我到了体育馆僻静的地方，严肃地说要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我当时有点犹豫，觉得没有经过法庭、监狱的严酷考验，够不够格？那天晚上，经过考虑，我还是下了决心。从此，成了所谓的“职业学生”。解放前，一些混入大学的“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务学生被讥为以反革命为业的“职业学生”。我们这些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也常戏称自己是“职业学生”。

　　朱镕基（后排左）、郭道晖（前排左一）等51级电机系同学大学时的合影

　　入党之后，我在学校里的一项大任务，就是关注倾向进步的同学，组织读书会，团结、带领大家学习进步书籍，了解时局，积极参加争民主反专制的学生运动，迎接解放。为此，我还约集几个思想相近的同学，一起搬到明斋一间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学生宿舍里，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还有后来的著名工程院士张履谦。在那里，我们组成读书会，一边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进步书籍和党的政策文件，一边编辑出版宣传革命的油印报《晓露》，直到解放。

　　清华的校训是早期梁启超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它有助于激励清华学生在律己上自我道德风尚的培养。至于后来清华教授陈寅恪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在我看来，更体现了后继的清华学子处世为人上的秉性追求，也最值得今天的年轻人继承和发扬。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就是独立思考国家形势、追求建立自由的新中国，如果不能秉持这个精神思想的话，我们现今提倡的创新、发展又怎么实现呢？

朱镕基（右一）、张履谦（左一）、郭道晖（左二）等清华大学51级电机系同学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的合影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李静涛

责编：满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