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人生转折遇上军队变革

2016-03-29 09:38:29 环球人物

罗援声名日盛，有人总结他的“强硬语录”，他却用如履薄冰形容自己：“成了公众人物，我必须谨言慎行，否则会影响军队形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国际影响。我必须做个‘理性的鹰派’，但又不能总说套话、官话，那样有负学者身份。”

　　时代在变，罗援的话题在变，但有条主线从未改变：“国家安全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影响国家安全的无非内忧和外患。军中腐败、光荣传统传承不利等就是内忧，来自国际的威胁就是外患。”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前夕，罗援出了本书，叫《鹰胆鸽魂》，第一次梳理了多年来的观点。序言中，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上将总结了罗援的风格：“写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之事;道人所未言之理，或者言所未尽之意。”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罗援接受记者采访。

　　闲不住的将军

　　除了多出几根白发、几道皱纹，罗援的公众形象一直没什么变化。但在公众视线之外，罗援这10年来的工作、生活其实变化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转折期。

　　2006年，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罗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命令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第一次穿上挂着少将衔的军装，感觉肩上分量不小。这颗将星带来了荣誉，但更多的是责任。”在此之前，罗援升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空缺，他主持起部里的日常工作。罗援说：“这10年正是中国军队的改革酝酿期，部里要为中央军委提供国外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科研任务很重。”除了带领全部科研人员攻关，罗援还要兼顾研究人员的生活：“在能力范围内，为他们安置家属就业、解决子女上学，有时还要调解家庭矛盾。我水平有限，被推到领导岗位，只能尽力而为。”提到这些，他下意识闭上眼睛，捏了几下眉心，可见当时负荷之重。

　　两年后，58岁的罗援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从世界军事研究部领导岗位退下来，转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以为能安心读书了。然而，媒体的邀约，到各地讲课的国防教育任务，政协委员调研的职责，让他的日程依然很满。每到一处，开会、讲课之外，空余时间他用来看人而非看景，读书而非虚度。拜访老战友，到基层部队走走，和老百姓聊聊，听人讲心事、说困扰，正是最好的调研，在充实他的知识结构的同时，更激励了他为民请命、为兵直言的责任感。

　　行色匆匆间，转眼又5年。2013年，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罗援正式退出现役。退役前，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找他谈了话。尽管身上的军装让罗援百般不舍，他的表态还是很干脆：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是一向理性的他难得说了句感性的话：“从军40多年，骨子里都浸透了兵味儿，不论走到哪，魂都留在军营。但我不想当官，只想做事，就是当官也是为了做事。”

　　罗援说，退役后才发现自己终究闲不住，依然往返各地讲课、调研，用心打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至于这份干劲的来源，他把很大一部分归结于父亲罗青长的影响。罗援说：“父亲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从事情报和社情研究。过去他常指导我，我俩还经常讨论。前几年父亲病重，神智已不太清醒，但还能认出我。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或是听人说起我的观点时，总是一脸欣慰。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是最大的鼓励。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但一闲下来，我总能想起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唠叨了一辈子的话——对党忠诚、服务于民。”

　　上世纪70年代初，罗援(中)和云南边疆部队的战友们参加训练。

　　“红二代”眼中的反腐

　　罗援说，这10年人生转折期，基本上是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位军委主席任内度过的。其间，军队变化不少，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军中反腐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气转变。

　　2008年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时，常有来自地方的委员问罗援：“听说军队腐败比地方严重，跑官、买官成风，还明码标价，是真的吗?”每次听到类似问题，他在解释此种说法夸大其词时，总是心如刀割，还有些尴尬。至于尬尴的原因，罗援挠挠头：“那时腐败问题是比现在多，军队风气也不太好。身为军人解释这些问题，总有点无奈。”

　　其实，军队从未纵容腐败。即便在10年前，也有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等人，因经济、泄密等问题先后受到惩处。但如罗援所言，“那时”军内风气确有问题。前不久，《解放军报》撰文描述了当年的情形：某些人的“好日子”无非是“吃喝公款埋单，公车随意私用，旅游部队接待，住房超标超占，公差随叫随到……在不良风气和政治生态之下，不‘搭天线’可能进不了圈;不跑不送，可能原地不动;不请吃吃请，可能丢掉选票;不讨好讨巧，可能干了也白干……这样的日子，对多数人而言，的确是难受、难耐、难熬”。

　　这样的日子，罗援有切身感受。“我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工作时，有人来参加课题评审，通常要请人吃饭，也就是工作餐。经费有限，我定了人均30元的工作餐标准。很多人说太少，就提高到50元。我算了一笔账，按那时的物价，10个人到餐馆，500元绰绰有余。但有人告诉我，人均50元还是不行，连喝酒的钱都不够。当时很多单位相互攀比，接待领导时看谁拿的酒档次高，谁酒喝得多，谁就热情。最后，人均50元的标准都推行不下去。所谓工作餐，成了变相福利。”

　　这种大环境里，反腐阻力不小。罗援有一次到基层部队讲课，部队副政委说他们这里有跑官、买官问题。罗援听罢说，只要你有真凭实据，实名举报，我就敢向军委领导反映。“起初他激动地说要写材料举报，但过了一两天发短信告诉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说了。”至今提起此事，罗援还用力敲了两下座椅扶手，“很多指战员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在那个大环境下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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