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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一别一辈子》
一桩不幸的婚姻，没有人受益，每位都会受伤，而最大的受伤者便是子女。来自于父母这两条支流的痛苦，到子女这里便汇聚在一起。这种痛苦的汇聚使得子女们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看待人生。连思考的角度也是悲伤的。
张爱玲的父母在结婚时曾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佣人，张爱玲和弟弟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张家的日子是非常风光的。然而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后来，张志沂再婚，后母孙用蕃进门。孙用蕃与张志沂都有抽大烟的癖好，进门后不仅抓紧日常开支，还一再鼓动张志沂搬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的大别墅里。在这里，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和平被打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就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明显的背叛。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这场幽禁持续了半年之久。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张爱玲童年照（资料图）
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小团圆》
张爱玲没有料到，钱的问题，最终消磨掉了母女间的情感。
张爱玲去了舅舅家对面的开纳路开纳公寓，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不久，弟弟也跟着来了，他只带了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球鞋，请求母亲收留，可惜黄素琼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名子女的教养费用。看着弟弟离去的身影，张爱玲终于发现母亲的窘境超乎她的想象。
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张爱玲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精打细算。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的张爱玲，一切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张爱玲料想不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第二年，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惜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转入香港大学。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的游学，对张爱玲的学费就断掉了。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私人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正是这800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黄素琼来香港看张爱玲的时候，听说教授给了这笔奖学金，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