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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新中国成立后，依据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实施过七次特赦。这七次特赦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仅是落实1954年《宪法》条文的具体体现，而且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国家统一大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时隔40年后，特赦条款又被重新启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规定，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这四类罪犯分别为：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重启特赦对当前依宪治国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首先，特赦是落实“依宪治国”的具体表现。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已经有了特赦规定，但1975年宪法修订时，此项规定被删除，直到1978年修宪时又重新恢复。现行宪法是1982修订的，“八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但“八二宪法”修订后，此项条款从未被实施过，此次特赦实际上是落实“八二宪法”具体内容的表现。
其次，特赦是落实宪法精神的表现。特赦四类罪犯的共同点是不具“现实社会危险性”，即不会因为特赦而额外加大社会风险指数，特赦以不增加新的社会危害为前提，这是在“依宪治国”中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此次特赦传达的更多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精神的宣扬，而非滥用宪法赋权。
第三，特赦体现了依法治国中社会关怀的一面。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我国经历了从“以严为主”到“宽严结合”的调整。此次特赦不仅对宪法、法治、依法治国起到了宣传作用，而且弥补了法治中的刚性不足，在彰显良政、体现社会宽容方面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重启特赦展示了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中法的“柔性”品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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