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档案局发布中国司法机关审讯日本侵华战犯形成的档案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国家档案局20日在其官网发布了《“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选》第六集：中国司法机关审讯日本侵华战犯形成的档案。

　　根据第六集的材料，在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侦查处理日本战犯而形成的侦讯档案中，有数百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口供和侦讯总结意见书等涉及日军在占领地区设立“慰安所”及强迫中国、朝鲜、今印度尼西亚妇女充当“慰安妇”，到慰安所摧残妇女的内容。

　　材料包括九份笔供，均来自中央档案馆。

　　据稻叶绩1954年11月17日笔供，他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通信队长。1945年3月5日，攻击山西省繁峙县某村时，“指挥部下5名，逮捕了在该村东北凹地里避难的妇女10名，交给中队本部。……从该村出发的时候，中队长命令将为了设立中队慰安所所逮捕的妇女中年龄在17岁到20岁的20名带走。我为了使这些妇女不掉队，即将全员用麻绳像串珠似的捆成二列，……因为走道太慢，将绳扣拴在马鞍上，使马跑带着跑，结果是一个一个被拉倒，使不少的人受伤。”

　　据小野武次1954年7月—8月笔供，他曾任日军佳木斯宪兵队富锦分队警务主任。1940年4月—1942年1月，1943年2月—12月，1945年1月—7月，在富锦县等地，“对于侵略日本军慰安所，我以监视监督之立场，将约30名朝鲜妇女（20岁至30岁左右）当作奴隶，剥夺她们的自由，公开地协助富锦侵略者们凌辱强奸，每星期对她们实施一次阴部检查，将检查之结果通知于侵略军，对朝鲜妇女非仅剥夺其自由而且使她们由于性病而受到莫大之痛苦”。

　　据东一兵1954年6月26日笔供，他曾任日军东宁宪兵队伍长。1941年8月，于牡丹江省东宁县，“奉关东军司令部之命令，设置所谓‘军慰安所’之际”，“掠夺中国人民之房屋（200平方公尺）作‘慰安所’，以朝鲜人民金某带领之朝鲜人民妇女30名，强迫营业，作为盘踞该地日军部队军人、军雇佣人4000名之强奸对象、殴打暴行之对象，使被害者性病与负债加重。”

　　据竹内丰1954年11月笔供，他曾任日本陆军医院中尉军医。1936年12月，在黑龙江汤原，因竹内丰建议，警备司令部“叫县公署强拉中国青年妇女30名”，“作为娼妇置于日本军专用慰安所中”。“警备司令部派遣武装兵力，以武力恫吓强占中国人之房30间，充当日本军专用妓馆”。

　　1938年1月，在黑龙江虎林市，因竹内丰建议，警备司令部“责县公署强拉中国青年妇女25名”，“作为日本军专用妓馆”，并“派遣武装兵力，以武力恫吓强占中国人民房25间，充当日本军专用妓女馆”。

　　据村山隼人1954年12月31日笔供，他曾任日军独立步兵十四旅团小队长、中队长，兼山西省陵川县警备队长。1944年9月，在陵川县城内，部队“设立日本军慰安所，系对原有的慰安所，又撵了7间房子的居民，加以改造扩大的”。1944年10月24日，“我许可了在陵川县城内的日本军慰安所招7个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的慰安妇的事”，并在慰安所开张之日，对“1个15岁的少女，不管她的拒绝，强拉了推进房子里强奸，此后又干了两次。”

　　据高泽健儿1954年7月10日笔供，他曾任日军步兵联队队副、大队长。1939年7、8月间，在湖北省崇阳城南方某村庄，“为强奸朝鲜妇女，将警备队盘踞区域的2户房子由自治会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后，迁移到本部屋内，妇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约1个月，警备崇阳城南方小村庄时，“强奸朝鲜妇女，其住处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会交出，我以下多数人都强奸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为强奸朝鲜妇女，在警备队盘踞区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妇女，李经营的）使自治会供给民房。我及部下强奸了这些妇女”。

　　据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笔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广东省南海县伪县政府行政顾问。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内，生活困苦的中国妇女约50数名，监禁于‘日军士兵慰安所’进行轮奸，我居佛山后继续看到设置的被害者”。

　　据渡边雅夫1954年8月11日笔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军第五九师团经理部军需下士官期间，在泰安的星俱乐部“诱惑监禁了16岁至25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50名，是在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经营管理的，作为帝国主义军队的公开强奸而设立的，同时被监禁的妇女勿论在物资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间上最大的痛苦。”

　　济南军人会馆“是济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副官充当馆长的，……收容了16岁至22岁左右的中国人民妇女约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军需曹长，……当时特别对军人会馆为了每月会计的检查进行了支付，收入决算书的点检，对经营上提出了意见，参加施行了对中国人民妇女的虐待或监禁。”

　　据广濑三郎1954年8月14日笔供，他曾任日军第五九师团高级副官。1944年4月，他“在济南后方设施的军人会馆、星俱乐部、饭店‘樱’偕行社饭菜部及军酒保的监督业务。星俱乐部是日本军官兵专用的中国人妓馆，其经营委托济南中国妓馆组合长负责”。“为使日本军官兵能以很少的钱玩乐，而使约30名的妓女，1人每天要接待20名，多的时候，要接待30名的日本军官兵。她们的年纪是17岁到20岁的年轻妇女，迫使她们成为侵略者的肉欲对象，由于过度疲劳患病者不少”。

　　1944年6月左右，“第12军要求将妓女送到前线去”，故“派约30名朝鲜人妓女到危险的第一线即到郑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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