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越境博弈”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近几年，青木昌彦常来中国，参加各类论坛或研讨，满头飘卷的银发，潇洒，意气风发。作为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同于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隔岸观火式的研究方式，青木更强调“越境”到中国现场，对于城镇化发展方向、人口红利、政府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定位，都有建言。

　　“全家人陪伴在身旁，走得很安详。”

　　7月1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因肺疾去世，享年77岁。

　　回望其一生，当过学生运动领袖、蹲过班房、游历多国、蜚声世界。一生所学，从经济学到政治、社会和制度分析，从日本到美国、中国，波澜壮阔，恰如其传记《我的履历书》之副题——人生中的“越境博弈”。

　　“由各种各样的制度构成的多姿多彩的经济体制共同存在于世界经济中，就仿佛地球上共同生活着许多种生物一样。在通过历史的进化过程而形成的生态系统中, 很难说哪一个物种是最优越的、最适宜的。”青木昌彦作为“比较制度分析”学派(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缩写为CIA)的代表，曾被视为首个最有可能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日本人。

　　如今，斯人已逝，缅怀的最佳方式是重温、发扬、完善其经济思想。

　　比较制度

　　上世纪90年代，通过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将经济与政治、历史、文化、法律等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上世纪60年代，青木昌彦是日本学生运动核心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曾为日本“全学联”情报宣传部长，参与阻碍岸信介首相访美的机场路障运动，并因此蹲过班房。之后青木脱离左翼运动，开始研究近代经济学。

　　1962年青木昌彦毕业于东京大学，196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在京都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1997年起兼任原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下属智库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直到2004年。

　　青木昌彦在日本研学时，师从速水教授。速水教授是国际上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权威。受速水的影响，青木昌彦对制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与老师速水不同的是，速水是实证研究大师，而青木昌彦则擅长博弈论和理论建构。

　　青木昌彦之所以获得国际性声誉，主要是“以博弈论为基础对日本经济进行比较制度分析”。

　　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在1989年以前，比较经济体系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随着东欧和苏联的变化，经济学的这一领域也随之改变。1990年秋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由青木昌彦、Paul Milgrom、Avner Greif等人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这一新的学科领域取代了比较经济体系，用青木昌彦的话来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博弈论在上世纪80年代兴盛，是比较制度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用青木昌彦自己的话说，“博弈论是比较制度分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将经济与政治、历史、文化、法律等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很好地解释了制度的演化，“经济体制是多样性的，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之间是互补的，并且具有惯性，与经济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所积累的内部环境的变化一起逐渐地演化。”

　　学者认为，比较制度分析对新制度经济学所做的进一步推动是，分析对象的扩展和分析工具的完善，“青木昌彦将体制比较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相辅相成， 以东亚特别是日本经济发展为典型案例， 由此扩展到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比较制度分析》是青木昌彦的学术代表作，“集思想之大成”，初稿于1998年完成，当年即被国际熊彼特协会授予熊彼特奖。

　　跨界研究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态，青木昌彦认为，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现在为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由青木昌彦提出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惟一的资源配置机置，各国的经济体制都必须朝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 都不约而同地把新自由主义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视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惟一模式，都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跳跃式过渡看作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惟一选择。他们完全忽视了本国的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的特殊性, 无视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特点，仅仅从极其抽象的角度出发看待市场经济体制。在俄罗斯，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采取一举建立市场经济的大爆炸式(Ｂｉｇ-Ｂａｎｇ)的转变。但是，引进市场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对于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青木昌彦开创了新的解读方法，“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惟一的, 而是多样的。”

　　在企业治理方面造诣颇深，青木昌彦“对公司治理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为此提出了“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概念，提出“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同而转移企业的支配权”的治理方法。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筹资权、投资权、人事权等都掌握在公司的经营者手中即内部人手中，股东很难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随后，青木昌彦还转向硅谷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解释了硅谷“.ocm”泡沫破灭的原因：“在于对利润率错误的预期”。对此，青木昌彦从选择价值角度做了进一步解释，开发电子商务模式的不确定性并不见得很高，却出现了过度的创业竞争，这是过高地估计了选择价值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2002年起，青木开始系统发表关于“失落的十年”的系列评论，促成了后来的日本、中国乃至全世界重新认识日本的一场新运动。青木昌彦认为，以上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为界线，日本进入了制度变化的时期，因为从那以后,自民党的一党统治、银行对企业的救援、终身雇佣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结缘中国

　　青木昌彦1976年第一次来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论文和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近几年，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愈加频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献言献策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青木昌彦就到过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际，他更是多次来到中国，与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

　　他的论文和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

　　基于对东亚经济的深入研究、对转轨经济的敏锐思考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关注，青木昌彦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

　　青木昌彦认为，中国正处于从发展状态到市场强化状态的转变之中，强大的政府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可以实现工业高增长，但却以破坏环境等形式增加了经济长期增长成本，拉大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面对这种潜藏的成本膨胀，政府需要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将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对落后的农村部门进行补偿，通过转移支付、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增加非农就业来增强其市场潜力。

　　今年4月21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上，青木昌彦还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的贡献。然而人口红利会渐弱，甚至变成负效应。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支撑以往经济发展的两种因素，即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将会逐渐消失。

　　他提出，新常态下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也即公司治理领域的三个法治重点：一是大型国有企业公司管理的专业化，以防止不透明的政治家干预，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通过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现公司治理的法治化；三是通过国家基金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这三个因素构成了经济改革的三个支柱，它们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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