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除掉和珅，我只猜到结局的一部分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

　　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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