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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6月15日电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6月1日开始实施，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未能在营业场所禁烟的商家将被处以最高可达1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违反规定的个人将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禁烟范围广、处罚力度大，因此在网络上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它甚至也吸引了外媒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文对北京禁烟令予以报道。
婚礼上不再点喜烟
在北京实施史上最严控烟令的第一个周末，25岁的婚庆司仪于骏威，主持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首场无烟婚礼。
按以往中式婚礼的规矩，寓意着香火兴旺的敬烟、点烟是婚宴必不可少的环节。不过，在北京最严禁烟令下，点喜烟的热闹让位给了倒香槟和切蛋糕。于骏威受访时说：“喜烟也有准备，但80后、90后的新人更青睐没有烟熏的婚宴，没有烟火，只要礼数尽到，宾主同样尽欢。”
北京市6月1日实施号称“史上最严”控烟令，取消一切室内公共区域的“吸烟室”和“吸烟区”，凡在有顶有盖以及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吸烟都视为违法。违法的个人最高罚款为200元人民币，违法机构最高将罚1万元。该控烟令得到包括烟民在内的大多数北京民众的点赞。
老烟民避走河北
《联合早报》记者在控烟令实施一周后走访发现，虽然公共场合控烟区仍能轻易发现新弃的烟蒂，公交车站等人员密集地仍可见烟雾缭绕，餐馆饭店也依旧有人吞云吐雾，但是，不少违法烟民们已不再像先前旁若无人、理直气壮。
一位有30多年烟龄的李姓老烟民（自由职业者，53岁）受访时坦承：“手上没有一支可以随时随地点燃的香烟真不习惯。”不过他也有些尴尬地说，“（在公共场合吸烟）虽然没人来劝阻，确实也不自在。”
北京实施控烟令的第一个周末，一天要抽三包烟的他干脆暂时离开北京，躲到了还没有颁布控烟令的河北老家：“想在哪儿抽就在哪儿抽，没人管。”
抽烟顽疾一时难改，而民众拒绝抽“二手烟”的维权意识也日见增强。过去一周，北京民众举报违法吸烟的积极性与日俱增。控烟令实施第一天，北京市的控烟热线收到152件举报投诉；第二天即增至208件，增长率达36.84%；此后几天的举报投诉仍有持续增长。
控烟仍任重道远
吸烟文化可以移风易俗，老烟民被迫节制吸烟，不过，对于数量庞大的烟民来说，真正有震慑力的罚单却仍然鲜见。北京卫生监督部门在控烟令实施的第一周抽查发现有600多户违反禁令，却只在禁烟首日开出两个象征性的罚单。
罚单的“缺席”让人们担忧这项控烟行动能否坚持到底，而在过去20多年里，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不少城市都曾发起过多轮控烟运动，最终由于没有罚单等原因告以失败。
各国经验显示，重罚以及烟草加税是有效控烟的通用手段。今年5月，中国实施“税价联动”，卷烟平均零售价由2014年的每包11.74元涨到每包12.82元。不过，1元的涨幅对于人均月收入已过2400元的中国民众来说，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烟草销售代表受访时称：“对于老烟民来说，象征性的提税根本没有影响。”
提价影响不到烟民购烟，同时，多如牛毛的烟草零售店也为烟民随时买烟提供了便利。一位老烟民说:“买烟要比买菜方便多了。”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不出200米，就能轻易找到一处售烟店，而根据控烟令的要求，在重点控烟场所应设置的禁烟标识却不易发现。
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教授对《联合早报》表示，中国全国共有不下540万个烟草零售店，平均250人就有一处零售店。而这些烟草零售店都是烟草广告、营销的渠道。
定于今年9月1日实施的新广告法将公共场所发布烟草广告列入违法。杨功焕则对此表示，烟草广告能否就此受到约束，还要取决于新广告法关于“公共场所”的表述能否达成共识。她表示：“公共场所理应包括烟草专卖店，但烟草专卖局一直强调专卖店不属于公共场所，而且现在他们竟很显然势在必得，这很让人担心。”
对于上述接受采访的烟草销售代表来说，他并不担心新广告法是否影响销量。他所担忧与考虑的是，如何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卷烟销量，他也在认真研究新生代的烟草消费习惯，因为“80后、90后可能不再像父辈那样会成为老烟枪”，并需要关心如何与国外大品牌抢占市场份额。
数据也显示，目前北京有419万烟民，中国全国有烟民3.5亿，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2014年中国烟草行业税利达1万517.6亿元，从业人员有6000万，烟草行业上缴利税位居各行业第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当烟草仍担当国家财税收入重任，事关国计民生，在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和生产国开展控烟运动必然任重道远。
责编：郝伟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