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白皮书: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能丢掉幻想

海外网4月15日电 4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全文约2.7万字,以大量数据和事实从5个方面介绍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指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稳定、反对动乱，西藏才会有光明前途。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达赖的固有地位，给予其崇高荣誉并积极争取他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但他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达赖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十四世达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国家大事，拥护和赞成第一部宪法草案。十四世达赖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他还说：“敌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完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这次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西藏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在北京期间，新中国领导人多次接见十四世达赖，与他谈心。十四世达赖撰写《毛主席颂》，歌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四世达赖担任筹委会主任。他在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十世班禅返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等问题上，他一度做出了积极姿态。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和支持下，十四世达赖罔顾作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中从事分裂国家活动。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于十四世达赖的两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出：“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十四世达赖对自己阳奉阴违的做法直言不讳，他在1965年曾称，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间，“一边在口头上说我们为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而高兴，为能同祖国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高兴之类的话的时候，在心中也隐藏着一句话”，“此话就是：西藏要自由独立”。

——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仁至义尽，在一段时间内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但他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同时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年10月，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

然而，叛逃后的十四世达赖在叛国途中即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矢口否认其曾经表示的爱国立场和作出的爱国承诺，公然与中央政府决裂，走上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年6月，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声称“西藏实际上一向是独立的”。1963年，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元首”，“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十四世达赖改正错误指明出路，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但他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

爱国是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增进十四世达赖和海外藏胞对祖国建设成就的了解，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十四世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十四世达赖在国外的大部分亲属曾回国参观、探亲。令人遗憾的是，十四世达赖非但没有接受中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宝贵机遇，反而顽固坚持“藏独”立场，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丧失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时机。十四世达赖派出的回国参观团利用中央政府“来去自由”政策，四处鼓吹“西藏独立”，煽动民族仇恨，非法干扰和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应十四世达赖方面的请求，开始不定期地与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1979年2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见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就达赖回国问题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爱国不分先后。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1989年后，随着苏联、东欧形势发生剧变，十四世达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宣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十四世达赖拒绝了这次邀请。1993年，十四世达赖单方面宣布中断与中央政府的接触。1995年，十四世达赖公然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认定其所谓的十世班禅转世灵童。

即使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向十四世达赖指明出路。1997年，中央政府指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迄今为止，中央仍坚持这一基本原则。2003年，中央再次指出：在西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个坚持”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也是接触商谈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央一再强调，接触商谈的两个基本点是：第一，接触的对象只能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流亡政府”，不管名称如何变化，由谁掌管，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代表不了西藏人民，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对话”的资格。第二，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至多加上他身边个别人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余生怎么办的问题，西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制度是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根本不可能讨论什么“西藏问题”、“高度自治”问题。

从1979年至2002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2002年至2010年1月，又10次同意他们回国。然而，十四世达赖屡屡辜负中央期望，不但始终坚持“中间道路”那一套违反中国宪法、实质分裂祖国的主张，而且策划制造了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拉萨“3·14”事件和自焚事件等破坏活动。2011年，十四世达赖宣布政治“退休”，与中央政府接触的私人代表不久也宣布辞职。此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公然宣称以所谓“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公然破坏接触商谈基础，造成接触商谈无法进行。

30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调整策略，几次擅自终止与中央的接触商谈。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不利时，就要求与中央进行接触；当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对其有利时，就中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是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始终没有停止在国内外的分裂祖国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对十四世达赖本人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只有公开声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才谈得上改善与中央的关系。”中央政府希望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改正错误，选择客观理性道路，为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做些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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