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

　　新加坡式民主

　　威权主义，顾名思义，与民主是有内在紧张的。形式上，新加坡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新加坡的每一次议会选举并获得组阁权，比五五年体制之下的日本自民党还要牛一些，后者有短时间在野的经历。自民党在日本也是长期一党独大的，但一说到威权主义，大家想到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日本，这对新加坡公平吗？

　　可操作性的“民主”定义，不过是说作为民意机构的议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尽管被视为威权主义，但其实新加坡并没有从程序上削弱国会的地位，新加坡国会并不是橡皮图章。假设有一天人民行动党没有赢得足够的席次，那就得让贤下野。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舞弊的手段赢得任何一次选举。

　　人民行动党每一次胜选的大前提仍是民众支持。在这个大前提下，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通过对选举规则与选举程序的精心设计给民众支持加了杠杆，以相对低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动更高比例的国会席次，可以把杠杆率定义为“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这个数值大于1，就是加了杠杆。

　　在1965年之前，人民行动党赢得了1959与1963年两次立法会议选举。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立法会议改称国会。在1968-1980年四次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86.7%、70.4%、74.1%与77.7%。杠杆率就是普选票得票率的倒数。

　　自1984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基本是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动九成多的国会席次，杠杆率在1.5左右。1984年，其获得97.5%（77/79）的国会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为64.8%。1988、1991、1997、2001、2006与2011六次选举，其获得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98.8%/63.2%、95.1%/61%、97.6%/65%、97.6%/75.3%、97.6%/66.6%与93.1%/60.1%。

　　这个杠杆率是怎么来的？有一些策略容易想得到：重新划分选区，对支持自己的选区增加公共拨款，对落选的选区则减少公共拨款，这些策略在西方国家亦不难见到。新加坡特色是：以集选区制为主、单选区为辅的选区制及政府组屋按种族比例分配的社区格局。

　　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实行单选区制，一个选区一个议席。随着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绸缪，于1980年提出集选区的建议。随后，在1984年补选与1988年大选，引入了集选区制，一个选区4-6个议席，每个党派如果参选，得提出所有的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少数族裔（非华裔）。

　　与政党比例代表制相比，单选区与集选区均实行胜者全得，支持小党的普选票很难转化为议席，对小党不利。与单选区相比，集选区对小党更不利。原来四个单选区，小党有可能赢得其中的一个，但合并为四席次集选区后，让小党赢得一个席位的普选票不足以同时赢得四个席次。这种集选区制，配之以重新划分选区，让反对党赢得集选区选举的概率极低。

　　一个单选区，如果执政党候选人稳赢，就继续保留；如果被反对派赢了或受到挑战了，就取消后并入集选区。在集选区，执政党只要赢得简单多数，就赢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营建的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业主在转卖时，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额用完，那就只能转卖给其他族群。在这种社区规划之下，少数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个少数族裔为票源的政党。额外的好处是，反对党不能像台湾民进党那样以族群议题来撕裂社会、确保族群之间的和谐。

　　对外开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被迫独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军在新加坡能够更久一些，以便给新加坡打造国防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国工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李光耀得面对英军撤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这给新加坡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关国家领导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五国联防协议”（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个是经济。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他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如何自食其力、发展经济，是新加坡面临的更大生存挑战。

　　李光耀清楚：“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因此，李光耀对发展经济学家炮制的“新殖民主义”与“依附”理论嗤之以鼻。这种理论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这是经济侵略、经济剥削。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就会日益“依附于”发达国家，就成了“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论。

　　新殖民主义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贸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双方都得益，没有谁剥削谁的问题。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产品与农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难道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身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反过来搞“新殖民主义”了？

　　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绝不能信奉这一套，只能搞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同期韩国的朴正熙及后来中国的邓小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李光耀认为：“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说：“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线。1967年10月，他首次访美，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商人与企业家讲述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听众对这种“不靠讨饭钵”的精神反应良好。

　　局面打开之后，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认，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进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政策收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