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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在日本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指出，实现战后和解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并提醒日本“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但安倍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轴心国，战后两国在对历史问题的反思上却大相径庭，这其中有哪些根源？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日本对历史问题究竟是怎样的态度？此次访日是默克尔七年来的首访，德国此前“忽视”日本的原因是什么？记者采访了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就此进行深入解读。●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策划 何舒静
德领导人曾公开下跪道歉
德国总理默克尔9日访问日本期间强调正视和清算历史是实现战后和解的前提。事实上，德国一直以来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都可圈可点。1951年，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并公开谴责纳粹罪行；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勃兰特此举表达出的真诚悔罪为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995年，德国前总理科尔在以色列访问期间，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重申国家的道歉。
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领导人的做法却屡次唤起人们对那场战争的痛苦回忆和对日本未来走向的高度警觉和担忧。
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始于1951年，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此后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参拜过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安倍上台后不仅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还积极推动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
2013年3月，安倍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希望在2015年就过去的战争与侵略殖民历史发表“安倍谈话”，以取代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村山谈话”。据了解，日本官方在反省历史方面有“三个谈话”，即1982年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宫泽谈话”、1993年关于强征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1995年承认日本曾经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
冯玮表示，早在2012年8月安倍就曾公开声称有必要否定或取消“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的所有谈话。针对“宫泽谈话”，自2013年底安倍政权曾多次发出修改教科书的各项指令。
“若安倍不在承认日本侵略罪责问题上有明确表态，无法令中国人民满意，中日无法跨越历史问题这个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双方战略互惠的重建、经贸关系的回暖、国民互信的促进都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就连美国也不大认同日本的做法，时不时进行敲打。”冯玮说。
日本对法西斯清算不彻底
对于发动二战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日德两国在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却大相径庭，这究竟有怎样的根源？
冯玮表示，战后德国的整个国家机器被彻底摧毁。纽伦堡审判明确规定，国家元首不能免责。然而东京审判条例相应地没有这一条规定，导致日本天皇制得以保存。日本整个政权结构没有被彻底地改革，在整个反思历史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联邦德国议会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通过决议，取消对于纳粹大屠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自1985年起多次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与189条，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行为确立为“刑事犯罪行为”，可处3至5年有期徒刑。
在法律层面上，日本的做法与德国刚好相反。1953年，日本对《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进行修订，取消了战犯家属和一般战殁者家属的区别。日本政府还重新实施《军人恩给法》，不仅给予战犯和非战犯同样待遇，而且将狱中死亡的战犯定为“因公殉职”。同一年，日本第16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赦免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实际上颠覆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关于战罪法庭审判结果不容翻案的规定，产生了极恶劣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有‘华沙之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是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曾被希特勒下令追捕而被迫亡命国外。而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被彻底清算，不少前政府官员在战后仍留在日本政界。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嫌疑犯，战后曾担任日本首相；被东京审判判处有罪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后来当上了外务大臣；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在战后担任了法务大臣。在用人上，德日两国就没有可比性，这或许是两国至今对战争罪行反省有明显差别的原因之一。”冯玮说。
日未现全民反思社会思潮
3月8日，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历史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并提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
然而日本对待历史问题时，侧重于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角色。2013年日本天皇80寿辰时发表讲话说，“自己平生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以前的战争，使得310万日本人牺牲了生命，感到万分痛心”，但却没有提到其他国家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伤害。
在教育层面，德国一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二战内容达150多页，并提出一系列问题让学生思考：谁在二战中有罪？希特勒是否合法取得权力？第三帝国下的人民生活得怎样？然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屡因不能正视历史而遭到广泛批评。
“德国从五十年代起就有全民反思的社会思潮，青年人开始追问自己的父辈在纳粹时期究竟干了什么，而日本从来没有这种社会性思潮出现。即使提到过去，日本也是侧重关于东京审判的非正义性和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角色。”冯玮说。
据悉，对于默克尔时隔7年再次访日，除了受到舆论关注的“提点日本正视历史”外，加强日德合作、乌克兰和欧洲安保问题以及德国的环境和能源政策等问题也是此行默克尔的任务。
“此前德国和俄罗斯经贸联系很紧密，随着乌克兰问题的产生，与俄罗斯的关系转入低潮，于是德国想向外寻找更多的机会，默克尔访日有经贸合作方面的考虑。另外，默克尔在历史问题上提点日本，也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在2014年中德关系进入最好历史时期之际，日本对华投资却减少了38.8%，由于德国和日本的优势互换性是很强的，德国也想在中国市场取代日本，而且此前德日两国在中国的投资贸易是存在竞争的。”冯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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