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裕来：打行政官司我脚趾头都会兴奋

该案经历了二审，以佳乐公司胜诉告终。从这场诉讼中，袁裕来找到了做律师的感觉：与手握实权的行政部门平等对话。而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法律规定的缺陷，又使他产生了另一种使命感。

此后，袁裕来一发不可收拾，代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在一篇博客里，他列举了自己起诉过的300多个行政机关，上至国家发改委，下至市县街道办。而其中最让袁裕来得意的，当属2005年状告原国家环保总局。

当时，温州130多位养殖户承包的5500亩养殖池塘因附近工业企业排污，水产品大量死亡，损失惨重。他们向浙江省环保局投诉无果后，向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复议申请，但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养殖户提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

2005年9月，袁裕来代理养殖户将原国家环保总局告上了法庭，2006年6月，北京市一中院做出判决，撤销原国家环保总局不予受理决定，判其重新做出复议决定。这是建国后第一个让原国家环保总局成为被告的案件，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法制案件”之一。

袁裕来曾形容自己，“打行政官司，脚趾头都会有兴奋的感觉，就像武松喝了酒打老虎一样。”在他看来，每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司，能让国家机关低下头来，这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是法律的胜利，“这就是人生高潮、快感。”

看小说了解官场生态

袁裕来代理的案件，基本是在浙江省内，“我只接浙江的案子，间或也接一下江苏的，安徽要看是皖南还是皖北。上海的案子有时也看情况接一下。”他有自己的心思，行政诉讼中“老百姓的态度取决于一个地方的民风，政府机关的态度取决于主要领导”。

有人评论说，当时浙江开放、开明的法治环境造就了袁裕来，浙江的领导也确实希望推进政府依法行政，袁裕来自己也承认，“浙江省具备出产‘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的人文环境，其它地方包括北京也不具备，上海则是偶尔尝试，广东怎样不大清楚……”

另一个原因则是袁裕来在和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长期的“斗争”中建立了信任。“在执业过程中，我和法官、法院的碰撞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没有僵掉。抛开出庭时与政府人员和法官针锋相对外，我对他们都很尊重。他们也愿意跟我接触，而且认为这实现了他们的一种理念——尊重法律、尊重律师。所以，我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了。甚至我去外地办案，当地的司法部门有时会问宁波司法局：袁裕来这个人怎么样？司法局就会说：信得过，没问题。这可以说，是我非常成功的一面。”在讲到这些时，袁裕来严肃的神情松弛下来，发出有些憨厚的笑声。

近来律师界风云人物辈出，尤其是“死磕派”律师更以高调而强硬的做派，在业内和公众层面都赢得极高的关注度。相比起“死磕派”的棱角分明，袁裕来显得“世故”了许多。他在一篇名为《人权律师的技术水准有待提高》的博文中表示，“希望那些活跃的‘人权律师’能够‘又红又专’。‘红’，恐怕是无可挑剔的，这些人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是不用怀疑的；但‘专’却似乎还有提高的空间。毕竟，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希望个案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希望给社会传递一些知识，传递一些智慧，传递一些秩序。”这篇博文引来一些律师的强烈反弹。

袁裕来承认，“在浙江，带着过强意识形态的人，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但同时，他其实有着更现实的考虑，“如果行政庭法官不受尊重了，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知道，只有尊重，才可能去“激发法官的正义感”。

做了十几年行政诉讼的袁裕来，除了和当地司法部门相互尊重，他本人也一直很小心地拿捏着各种“度”。

因为代理案件大多涉及征地补偿、强制拆迁等敏感问题，袁裕来只在律所和法庭讨论案情，“在非工作场所说政府项目或者征地拆迁是违法的，可能会授人以柄，说我煽动当事人闹事或者对抗政府。” 他还会在代理合同里都加上一句话：“代理期间，不准闹事，不准上访和采取过激行动，否则立即解除代理合同。”每当接手重大敏感案件，他也会主动向司法局汇报备案，“就算是能规避风险也好吧。”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袁裕来：“做行政诉讼是不是需要很懂政治，对官场生态要相当熟稔？”他说：“我更多是靠一种直觉。当然，行政案搞得多了，就知道怎么去做，怎样能成。”

为此，他还专门看了不少官场小说，比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其中7本我都看完了，可以了解一下官场生态。”

2014年9月12日,袁裕来（右一）走进济南中院,诉山东省公安厅行政复议一案。

民告官不在赢，而在解决问题

如今，律师是很热门的职业，很多大律师收入不菲。袁裕来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代理费，他目前保持着每月一两个案子的节奏，七八成涉及征地拆迁问题。“之前有报道说每个案子10万，其实有些比这要高。我每年纯收入在300万左右。”

袁裕来对钱不是那么在乎，他甚至对输赢都不在乎。他的观念是“不在赢，而在解决问题”。“平心而论，我对行政案件的胜诉兴趣并不大，尽管让我扬名的往往是胜诉的案件。”袁裕来说，“我已经过了争强好胜、意气用事的年龄，委托人的目的是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而这就是我的行为指南。”

在袁裕来看来，律师行业这两年改变很大。“先前有些律师利用信息不对称多收费，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些情况就少了很多。之前比较散，大家只管自己，如今也越来越抱团，而且，律师的追求也明确多了，大家要一起维护法律的尊严。”

袁裕来自认作为一名律师，他算是成功的。他把原因归结为三点：专业、理性和强势的性格。“在专业上，我对行政诉讼这块儿相当精通，掌握的案例和理论能超过很多学者；在理论和实务的结合上，我也是首屈一指的。理性也来自专业，因为你讲道理可以压倒人家，激动是没用的。还有一点是性格要够强势，但又不能太激动。要对等，要理性碰撞，就像擂台上打拳击一样。”

“现实满腹牢骚，但长远乐观。”谈到法治环境，袁裕来对记者说，“虽然一些个案现在还让人很苦恼，还有一些当事人和法律工作者会因为法制不健全做出不少牺牲，但眼光放长远来看，是乐观的。法制越来越健全，老百姓也越来越理性。四中全会以后，我能感受到在打‘民告官’案子时，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案子的受理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之前，袁裕来每年写一本办案手记，一共写了8本。而这些书至今他也都会摆在自己办公桌上，供前来咨询的人取阅。书中记录了自己处理的案件，同时也给立法机关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帮助，“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法治进步的事，我都愿意去做，而且乐此不疲。”

但近两年，他不写了，因为他把很多东西直接写到了微博上，“这样传播更好些，能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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