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7 16:37:47|来源:新京报|字号:
我出生于农村,在儿时的世界中,“去城里”是再兴奋不过的记忆。进城购物要经过县礼堂,如今再回家乡,觉得那里怎么如此破败,一点不似儿时印象中威严肃穆。
为什么说威严肃穆呢?因为有几年,县里的“公审大会”会定期在那里举行,也就是拉着一卡车的“罪犯”,每个人五花大绑,剃着光头,胸口还会挂一个大牌子,用潦草的毛笔写着所犯的罪行。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在小孩子的世界观里,热闹总是好的—还有受害者家属拎着菜叶子鸡蛋什么的挤在人群中,待旁边的判官朗读完某某罪犯的判决后,伴着撕心裂肺的哭喊,甩着胳膊往卡车的方向扔。但因为中间隔着县礼堂的铁栅栏,距离也很远,所以大约都是扔不到的。围观群众,如我的母亲,通常会说上几句宽慰的话,或是愤愤地骂“这群天杀的王八蛋,不得好死的东西。”
所以在那时候我的脑海中,铁栅栏那头卡车上连头都抬不起来的“罪犯”,都是十足的大坏蛋,都该被拉到一个大人们说的神秘的地方一枪毙了。
现在回想起来,发现那几年正值“严打”时期。
配角的命运
等长大一些,明白了“人权”、“尊严”、“法治”这些以前绝对不会去想的概念,才觉出儿时那被铁栅栏分隔开的世界,也许并没有当时的我所想的那么非黑即白。
呼格吉勒图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栅栏另一侧的人被一枪毙了,而随着案子的走向与转折(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活着的人跟着备受煎熬,甚至搭上一整个从案发伊始就彻底被改写的人生。
闫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严格的说,他只是呼格吉勒图案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18年前,作为该案唯一的在场者,他对警察说“呼格吉勒图是好人”,警察不信。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身边的人不信。再之后,他看报纸上说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有死者的皮屑,血型也与死者的吻合,于是他去修正自己的记忆,觉得“可能就是他吧”。直到9年后赵志红落网,在人群中夹起尾巴做人的闫峰又笃定,他的记忆是对的:呼格吉勒图不是流氓、杀人犯,而他当然也不是杀人犯、流氓的朋友。
而对于一个城市底层青年来讲,十八九岁正是决定命运的年纪。对如今37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家庭、没有新朋友的闫峰来说,18年前的呼格吉勒图案,就是他人生里面那只蝴蝶翅膀,稍动一下,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
难以修复的破坏力
采访过程不是特别顺利,因为我能感觉他对自己的刻意封闭,他说自己的圈子都是儿时玩伴,很难结识新的什么朋友,因为这让他觉得安全。整个采访过程,这句话让我最难过,案发之后的几年,闫峰一直被身边的人指指点点,觉得他“同样不是什么好人”,甚至处处遭遇提防。
18年前那起62天就匆匆了结的命案,让呼格吉勒图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也夺去了闫峰这个旁观者理直气壮地活着的资格。
最近再重去回想儿时公审大会的场景,想着当年呼格吉勒图或许正是万千挂着“罪犯”牌子的一员,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人群分隔开,好的在栅栏一侧,坏的在栅栏另一侧。这股神秘力量不在日光之下,不为普通人所监督,想想便不寒而栗。
所幸人说,18年一个轮回。假设真如此,灵魂也该有新的路途了。只是对于活着的人,日子就这样,好比一盆开水泼进人生里面,过了几年说有可能泼错了,但是如今再给你美酒或清泉,皮开肉绽的肌体是怎么也回不去了。
罪犯;呼格吉勒图;好人;公审大会;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