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7月10日电 《经济学人》日前发表名为《海归欲建设祖国 但现实如此残酷》的文章，

本网编译如下：

“我1980年走的时候，兜里只有三美金，”李三奇（音同）回忆道。他是文革后首批赴外留学知识分子之一。如同同期赴外的多数精英分子一样，他在美国脱颖而出，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了一个令人称羡的职位，同时还开办了多家自己的科技公司。如今，他在中国电子巨头——华为公司担任公司高层主管，公司希望他回到中国，可以协力将公司打造成世界级水准的跨国企业。

李先生应该说是海龟的绝佳例子。海龟也称“海归”（普通话中，海归一词表示“留洋归来的人”，读音与海龟相似），因其能从海外带回先进技术，所以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群体。在过去，海龟在求职市场中千金难求，而如今，情况却截然相反。海龟们得到的赞誉越来越少，与当地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逐渐缩小，甚至有许多海龟找不到工作。有人说，“海龟”（海归）回国变“海带”（海待）。在与过去的对比之下，这一形势扭转令人乍舌。

来自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欧美留学生协会的王辉耀表示，目前为止，有五次海龟回国潮。第一次是在19世纪，当时的海龟中，有中国铁路的第一位建造者以及第一位大学校长。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在1949年之前，为国共两党培育出了许多领袖。第四次是前往苏联国家学习的人才回国，其中包括像江泽民、李鹏这样的领导人。

现在的这次回国潮从1978年开始，也是迄今为止最猛烈的一次回国潮。自1978年起，超过二百六十万中国人出国学习。大批量的出国学习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人。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外国，但回国的一百一十万人却用双手为祖国做出了改变。王先生指出，前三次回国潮的海龟给中国带来了改革，第四次回国潮的海龟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第五次回国潮的海龟正在给中国带来全球化。

那为何他们的重要性反而与日俱减呢？有研究表明，目前海龟平均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个不算高端的岗位，而且薪酬与本地劳动力相差也并不大。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的就业市场不景气。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起步发展，在外读书的人对于中国刚兴起的电子商务等行业并不熟悉。来自启明投资（音译）的盖瑞·雷切尔（Gary Rieschel）表示，十年前，投资者只会投资那些从硅谷回来的人才，而如今投资的是当地大学的创业实干家，这些人更加了解当地的消费模式、网络游戏习惯和像微博、微信这样的大众媒体传播手段。

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中国的管理者们已经摆脱了他们的自卑感。中国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公司的一位高管，说他仍在从外企挖掘海龟人才，但发现，海龟在管理当地工程师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位欧洲投行家认为，海龟在职场常常奉行西方工作精神，如透明化、举贤制及强调工作精神等等，而这让他们在中国超达尔文主义经济形势中处于劣势，因为在中国，当地劳动力更倾向于听从领导或客户的要求。

就连在中国的外企也在选人上更加挑剔。来自德国管理咨询企业罗兰·贝格的闫妮格·格麦伦（YannigGourmelon）认为，跨国外企的压榨消磨了海龟履历表面的镀金，也造成了薪金的骤减。

C级海龟

对于海龟就业难问题，还有另一种解释：最近回国潮的海龟质量普遍较低。过去，只有精英人才才能出国留学，政府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目前国内收入普遍提升，许多家庭背景殷实的学生花大钱在野鸡大学换取一个学历，而这个学历对于求职也毫无含金量可言。而且，由于西方经济危及，许多海龟没有工作经验就已经回国。

尽管大批海龟回国，优秀人才仍旧留在国外。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当中，92%的人在毕业后五年仍旧住在美国。印度的相关数字是81%，韩国是41%，墨西哥是32%。

为吸引优秀人才回国，中国政府倾注大量资金构建“千人计划”，为人才提供丰厚的补贴。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要求地区负责人及大学校长必须完成人才指标。在即将发表的文章中，王先生和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大卫·兹威格（David Zweig）表示，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范围内为吸引人才提供最丰厚条件的”政府。

但成效会如何？目前难下定论。除去政策问题外，回国的创业家会遭遇各种问题。国内的劳动力和租金一直上涨，知识产权侵犯问题仍旧猖獗。极少优秀科学家会选择回国。王先生和兹威格先生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果中国想吸引人才回流，则需要对于学术科研机构进行彻底改革”才能打破招聘和拨款中的权力控制。

残酷的现实是，在国外的中国人对于家乡通常抱有矛盾感情。篇首提到的华为的李先生是典型的海龟，但他的妻儿仍旧居住在美国。相比于一味拨款补助，中国政府官员或许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反腐倡廉，保证中国的空气、水、食品安全。这样一来，海龟们一定不会忽视。（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