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開放 改革跟上（“開放倒逼改革”系列①）

制圖：潘旭濤

上海自貿區 屠知力攝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劉道偉繪

開欄的話：

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開放倒逼改革”的邏輯，在過去30多年中屢屢得到驗証。在全面深改年代，這種邏輯同樣適用，並在從上到下各個層面的改革中，展示出了全方位的影響。

從國家、地方、部門、行業等四大方面，對這一邏輯進行深入探討。無論宏觀層面還是行業層面，我們看到，開放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動改革。

開放倒逼改革，並不是什麼新鮮說法，卻不斷帶給人們新的驚喜。

無論是在作為“壓力測試平台”的上海自貿區，還是跨度極廣的“一帶一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中國開放都發揮著引擎的作用，強力推動改革向縱深挺進。

隨著又一波“開放倒逼改革”高潮的來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系前所未有地緊密，需要面對的挑戰也比以往更為細膩而具體。如何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對接，如何實現中國與各國更為良性的互動，都需要將開放所帶來的沖擊，轉化成深化改革的成效。

中國開放效果如何？也許未來，要由改革成果說了算。

第四波 “開放倒逼改革”

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看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出現了三波“開放倒逼改革”，當下所面臨的是第四波。

第一波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特區成為中國開放的試驗田，既為中國發展帶來了資金、技術與先進的經驗，也帶來了市場經濟，並進而對原有的體制機制造成了沖擊。計劃經濟的許多束縛，在不斷改革中被沖開。

在“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背后，是在開放過程中，這座城市為中國開創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在全國率先進行了土地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國有企業股份制等諸多重大改革措施，在體制機制上實現了突破。

第二波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初。此時，浦東新區成為先行者，在開放過程中，倒逼啟動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

“開放浦東，標志著開放由沿海向沿江、內陸縱深拓展。浦東率先開始培育証券、期貨、產權等要素市場，開啟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大膽探索，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積累了寶貴經驗。”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這樣認為。

第三波出現於21世紀初。在2001年底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經濟開始與世貿組織的規則相銜接，並由此開啟了諸多領域的改革，僅法律法規就廢止、修改和制訂了數千條之多。在關稅減讓、消除貿易壁壘、完善國內貿易法律體系等諸多方面，中國都進行了改革。

除了在制造業領域履行開放義務外，中國還借入世之機，加強了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市場開發開放力度，並因此而逐漸放開了許多業務領域。

第四波開放則在當下開展得如火如荼。上海自貿區的發展，給了中國一種全新的接觸世界的方式。這個新一輪開放的試水者，在產生一系列成績的同時，再次發揮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精神，獲取了諸多寶貴經驗。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市政府參事王新奎看來，中國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變化，中國正在從過去接受規則的角色轉變為規則制定的參與者，而世界也不能離開中國自說自話地制定規則。

在王新奎看來，上海自貿區就是一個“開放倒逼改革”的壓力測試平台，目標是營造一個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公平統一高效的營商環境，核心是通過改革使政府管理經濟、管理貿易、管理投資的行為國際化。

“開放不斷增強社會機體的活力。高壓力、可比選、強競爭等多樣性的特點必然會帶來應激反應、鯰魚效應和溢出效應，從而倒逼改革、推動發展，保持社會機體的活力。”沈曉明認為。

回首歷史，我們會發現，在中國的大地上，過去30多年間，每10年左右就會迎來一波“開放倒逼改革”的高潮，每一次都將中國推向了更高層次的發展。

體制不適應 就果斷改

“我們為什麼會有開放倒逼改革的壓力，那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新的發展趨勢推動了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的重構。”王新奎直言。

十八大以來，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方面的建設，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如何建設，如何改革，開放會給我們帶來新思路。

一本叫做《全球規則的重構》的書，或許能部分解答中國為何仍需要“開放倒逼改革”的邏輯，書中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眼中的中國各不相同，對中國的期待自然也不一樣。一言以蔽之，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在王新奎看來，面對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新的變化趨勢，中國需要積極參與，“但回來一算賬，體制適應不了怎麼辦？改革！這就是新的開放觀。”

今年被稱作“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在今年遍地開花，這五大方面均有涉及。常修澤將這五大方面評價為“五環式”改革，並認為這五大方面“環環相扣，融為一體”。

例如，在經濟方面，“環環相扣”的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11月17日，滬港通正式啟動，給大陸和香港的投資者吃下一顆定心丸，運行非常平穩。在此基礎上，証監會表示，將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穩步開放境外投資者直接投資境內市場，並健全跨境投資的投資者保護制度，加強監管協調等。滬港通的開啟，攪動了改革的“一池春水”。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李克平透露，有觀點認為今年或者明年將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元年”，這意味著中國將很快成為對外投資的淨輸出國。中國公司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市場中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生產布局，並不斷對自身進行完善，這種挑戰，將促使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理念上的提升，以及在與外界匹配時的調整。

再如，在政治方面，開放帶來了政府自身體制改革的契機。以上海自貿區為例，其形成的“負面清單”制度，就是對本屆政府簡政放權改革的有效推動，並形成了成熟的、可復制的經驗。在常修澤看來，這些都是推動管制型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改革措施。

又如，在生態文明方面，國際合作正在使中國實現雙贏。最近的例子是11月12日，中美雙方在北京共同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並提出了到2030年的氣候減排目標，這一方案無疑對中美甚至全世界都有重要意義。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直言，這一目標具有“倒逼作用”，而為了實現這一開放過程中提出的偉大目標，至少需要配套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和改革措施。比如，在節能提效上要有配套政策，並且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再如，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要有相應的政策鼓勵和支持等。

加速開放與多點開花

當下中國應當如何開放？這是擺在眼前的重大課題，最終答案的揭曉尚待時日，但十八大兩年多來，中國的開放邏輯，已是眉目逐漸清晰。如果總結過去兩年的做法，我們會看到，中國一方面在加速開放的進程，一方面將開放的效應傳導於諸多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加速開放。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中國如果不加大開放和改革的力度，在新一輪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將面臨被動局面。例如，在FTA（自由貿易區）進程逐漸深入的今天，中國力推亞太自貿區進程，作為發起者快速進入角色。在前后8天內，相繼宣布中韓、中澳自貿區結束實質性談判，並已進入沖刺階段，讓世界充分認識到了中國開放的速度。

近期的中國外交，也足以體現這種速度。APEC會議、東亞峰會、G20峰會……中國身影以開放的姿態出現，就周邊、亞太乃至世界經濟的治理提出新的國際合作設想。這些都是在以開放的姿態，參與到規則的制訂之中，努力與世界接軌。

“我們不再是簡單地接受既定的規則，我們也要參與規則制定，所以我們必須建立新的開放觀。”王新奎認為。

而在上海自貿區，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就以制度創新為核心，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大膽嘗試。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工作進展和可復制改革試點經驗的推廣意見》，足見其速度之快。

“與優惠政策式改革相比，制度創新式改革難度更大。”沈曉明直言，自貿區的建立不僅體現了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國家意志和巨大政治勇氣，也彰顯了對改革規律深刻洞察基礎上推進深層次改革的智慧。

其次是多點開花。

如果將眼光拉長，會發現中國對外開放，這兩年干了不少大事——主導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等，都是影響深遠的舉措。在這背后，是中國開放的深度與廣度的大大增加。

與以前大量“引進來”不同的是，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正在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自習近平總書記去年提出以來，應者如雲。這兩大戰略，集中體現了中國對於開放的誠意與戰略眼光。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同國家對於中國的訴求各有不同，這無疑意味著中國需要以更為靈活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這種開放的倒逼作用不容小視。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今年不少省份都提出了參與絲綢之路建設的目標和口號，並進行相應的地方性規劃或是戰略對接等，通過出台新措施參與其中。

今年啟動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則體現了中國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中所做出的努力。如何展現新興大國形象，如何推動其他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以配合“走出去”戰略，都需要中國做好充分准備，。

“開放倒逼改革，開放越擴大，改革越深入。隨著改革內生動力遞減，就越發需要以擴大開放來為深化改革注入新動力。”沈曉明表示。

(責編：王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