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17 04:39:00|來源:中國青年網|字號:
山西朔州一家由溫州人黃某投資的煤礦已經停產。望著冷冷清清的煤場,黃某不斷嘆氣。
山西煤炭反腐風暴仍在繼續。
有媒體統計,從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級官員被查,而這些落馬官員大多與煤炭腐敗有關。山西煤炭系統一位官員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態“歸根結底是煤的生態”。
在煤炭產業主導下的山西,“煤老板”向來是引人注目的群體。有媒體盤點了這些年上過媒體頭條的山西“煤老板”,在此輪反腐中被帶走調查的邢立斌、張新明等人上榜。
不過,少有人注意到,這些山西“煤老板”中,相當一部分並非是土生土長的晉商,而是浙商和閩商。其中,浙商煤老板多來自浙江溫州,閩商煤老板多來自福建福清,也被稱為“福清煤幫”。
在晉浙商起步早“教訓”大
浙商是最早進入山西煤炭業淘金的外地商幫。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商幫”之一,浙商一直以來以嗅覺敏銳見長。早在2002年,本地投資受阻的浙江溫州的民間資金開始流向煤礦投資。此后,隨著煤炭價格開始好轉,浙江溫州商人開始一帶十、十帶百地進入山西大規模投資煤礦。
據了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礦產業的方式多是從承包村辦小煤礦起步,大量的村辦煤礦以“集體挂名、個人經營”的方式運營。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7年,溫州商人在山西投資達到最高峰,涌入資金約1200億元,收購了當地60%的中小煤礦。
2007年,山西開始整頓煤礦,一批浙商開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億元”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隨著整頓力度從2008年年底加劇,這期間進入的煤商基本上還未投產,就被“凍”在了近450座礦井裡。
2009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對山西煤礦進行大規模整合。兼並重組后,山西所有登記在冊的中小煤礦,都將被收歸國有或國有企業控股。一千多家由民營資本經營的煤礦被迅速叫停,國有資本強勢進入。
有媒體稱,當時約4000多億元民間資本撤離山西煤炭行業,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資本。另一組數據則顯示,當時浙商超過500億元投資資本深套其中,損失超過150億元。
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彈。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上書中央,要求對山西最新一輪煤礦兼並重組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審查處理。2010年年初,該會又發表致全球浙商公開信,將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資預警區域名單。
今年9月,有媒體盤點稱,在2009年山西煤改時過5年之后,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並重組中獲得多方共同努力而來的資源與權利。另一部分浙商則選擇離開,去貴州、新疆、雲南等地繼續投資礦業。也有的徹底退出煤炭行業,成為“脫煤者”。
閩商以“新農村建設”切入,從浙商手中接盤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進入山西煤炭行業的閩商,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據了解,閩商早在30年前就開始進入山西創業,從茶葉、水暖閥門等小業務起步逐漸發展壯大。相關報道顯示,“新農村建設”成為閩商挺進山西煤炭行業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義市克俄村則成為其中的第一站。
作為山西鋁廠的主礦區,30年的開採使克俄村被礦渣坑和渣山包圍。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達成協議:福建商人投資回填部分礦渣坑,為克俄村民建設新住宅區﹔作為交換,村民全部搬遷到新村后,福建商人將開採原來宅基地下壓覆的煤鋁資源。
克俄村這種廢棄礦區治理模式后被當地政府推崇,成為“省級新農村建設試點”。從此之后,“資源換新村”的露天採煤在山西開始遍地開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內治理676個村庄的地質災害。其治理辦法是:挖開採空區,進行填溝造地、打井蓋房。這意味著,一旦被列入676個村庄的名單,就等於拿到了可以露天採煤的“許可証”。
2009年12月出版的《閩商》雜志一篇名為《叩問商機福建“煤老板”軼事》的文章稱,“自2007年以來,200余位閩籍企業家,在山西晉中、陽泉、呂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資約157.6億元,轟轟烈烈地參與到農村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和新農村建設項目”。
上述文章提到,僅在2008年,山西全境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拆遷任務共涉及11區市,112個項目。其中承接相關工程的大多數為閩商。
而據太原福州商會會長黃建?介紹,閩商較多在山西投資煤炭產業,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達到小高潮。
據報道,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召開,國家開始整頓煤炭市場,其后很多人暫時歇業﹔到了2009年后,煤炭價格回升,投資煤炭熱又出現回潮。當時,福清人紛紛從浙江人手裡接盤礦區,成為一股熱潮。
“求做大”背后沖突頻繁
值得一提的是,和浙商“公開討說法”不同,雖然2009年同樣遭遇了山西煤改“國進民退”風潮,閩商卻持另一種態度。
時任山西省福建商會秘書長陳水筑曾這樣評價山西煤改:“山西煤改是一次具有國家高度的政策,這是一次煤炭調整、結構轉型。王君省長來以后政府出台這個政策,帶來更多的是機遇、是希望。”
“我們應該用積極的態度來迎接新的挑戰。並且我歡迎國家的相關政策,歡迎國有資本進入我們煤業公司,提高公司的整體競爭力。”閩籍“煤老板”薛經官當時也這樣表態。
有報道稱,做大煤礦,做正規煤礦,成為不少閩商的追求。
另一位閩籍“煤老板”何榮就非常認同與國企的合作。他說,這個合作最大的益處是能夠利用國企一整套規范生產的制度,包括對礦區百姓的賠償標准、補助措施,以及對礦區工作人員的管理、礦區作業標准化流程的管控等。
“在山西做煤礦的閩商百分之九十以上做的都是露天煤礦。露天開採初期投入成本高,但比較安全。因此,他們在選擇收購礦區時,都隻考慮露天煤礦。”何榮說。
不過,由於山西地表生態脆弱、村庄密布、耕地較少,因此並不適於像內蒙古那樣的露天開採。一些閩籍“煤老板”隻顧挖煤賺錢而不顧當地生態的做法激起了當地百姓的反感。
有媒體統計,閩商大規模進入山西開展露天採煤后,和當地村民的肢體沖突曾一度常態化。
閩籍“煤老板”卓杏生就是一例。據了解,卓杏生旗下天賜煤業以修建“村村通”工程的名義,在山西原平採煤,造成當地林地毀壞1300多畝,耕地毀壞150多畝。大肆的破壞引起當地村民的不滿並爆發沖突,造成14人重傷。
2010年,卓杏生因“非法佔用農用地罪”被山西省原平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
相關媒體報道稱,此前卓杏生已被各地警方多次拘留、取保、釋放。在2011年、2012年間,卓杏生更有多次被警方拘捕,而每次都被取保的“傳奇經歷”。
外地商人和本地官員利益交錯
“以礦山治理等名義開採資源,這是山西省方面明令禁止的。”有山西煤炭企業人士稱,福建人創辦的“露天採煤”,很難拿到正規的煤礦手續,必然導致更多的“公關”。
2012年,福建“煤老板”羅明福在酒店強迫小姐吸毒致死,后通過全國政協委員郝建秀買通警方平事,此事曝光后曾引發太原警界的官場地震。
據了解,羅福明是山西巨能集團副董事長,閩籍煤老板代表之一。“除部分收購項目外,山西巨能投資公司在呂梁孝義等地有地質災害治理項目,以此名義採礦。”山西本地一位能源企業負責人如此表述。
事實上,就在山西呂梁前市長丁雪峰被調查之后,有媒體稱多位在呂梁有煤炭生意的企業主也因為牽涉其中被調查,其中多位為福建福清籍。媒體稱,這些人一個共同的特點則是,在山西深耕多年,涉及煤炭生意。
還有媒體援引其中一位被調查的煤炭企業主的法律顧問的話稱,他熟悉的這位老板就是因為牽涉到被雙規官員的案件,被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在這位人士看來,當地的很多企業主和政府走得太近,官員一旦涉案,企業主往往難以獨善其身。
同樣在不久前被帶走的呂梁市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鄭明珠亦不例外。作為呂梁交口縣多年的主政者,鄭明珠經歷了“福建煤幫”以露天開採方式瘋狂採煤、被輿論狙擊、被打擊、找到“紅帽子”公開盜採直到2013年以來漸漸式微的全過程。
相關報道稱,2007年,山西一家當地媒體曾揭露交口永遠庄盜採慘狀,同年7月,山西省政府被迫下文,禁止“以治理地質災害等名義盜採資源”的行為。但相關行為並未真正停止,而是在勾結、收買監管者之后,繼續私採。
作為后來交口縣被選中的開採主體,山西能源產業集團曾在交口縣桃紅坡、雙池、回龍統領並成立了鑫建、晟凱幾個煤礦。今年3月,山西省原紀委書記金道銘被宣布接受調查后,晟凱和鑫建的福建老板都已失聯。
在晉閩商受反腐影響很大
山西省福建商會會長余乃安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目前反腐已經給閩商帶來很大影響,百分之七八十的閩籍煤商生產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由於煤炭行情很差,煤商連成本價也保不住,基本處於賠錢狀態。
另據報道,在去年山西煤、焦、化、有色領域企業就已嚴重虧損,煤炭工業虧損面達到42.6%,企業虧損額達到169.6億元,同比增長48.3%。
投資環境的劇烈變化在給閩商等外地商幫帶來陣痛的同時,也促使他們尋求新的突破。
據了解,目前已有不少閩籍“煤老板”開始嘗試多種經營規避風險。有媒體調查發現,目前山西閩商“煤老板”有3種轉型方向:
一部分“煤老板”回歸農業、旅游業,一方面從國家扶持農業、旅游業的政策中獲益,一方面風險也小﹔另一部分將退出煤礦的資金,參加到各地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規模資金的遠期效益﹔還有一部分則轉戰內蒙古、新疆等地繼續經營煤炭生意。
而就在今年7月,山西省商務廳組織召開“山西異地商會投資合作洽談會”,邀請19家山西異地商會為山西招商引資出點子。
山西省商務廳廳長孫躍進表示,對於在山西的異地商會和企業,應考慮如何優化投資環境,構建發展平台,讓異地商戶在山西的投資興業有一個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高效透明的政務環境以及親商安商惠商的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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