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成就偉大的牢籠

　　“南非終身名譽總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先生於南非當地時間12月5日逝世，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研究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宗教性“聖徒”氣質的非洲民族主義者。

　　20個月前，曾釋放曼德拉並宣布解嚴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總統弗雷德裡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在一次演講中聲稱曼德拉“一點也不像今天廣泛描述的那個慈愛又聖潔的形象”，國內某官方新聞網站將這篇譯自《每日電訊報》的消息命名為《南非‘黑人’前總統稱曼德拉無情又不公平》，這個有趣的常識性錯誤足以管窺膚色與種族在中國式評價機制中的重要作用。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因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今日中國卻絕少有人了解這一事實。

　　在中國由社會變革勝利者制定的歷史邏輯中，是否英雄的核心判斷標准是行動以及行動帶來的效果。迄今仍被保留在義務教育歷史教科書中的唐代起義者黃巢，曾因濫殺無辜而為其身后1000年的歷史評價所不齒，但他在今天的某些語境下卻仍然可以被歌頌為一個可敬的英雄。而黃巢的“題菊花”詩中曾有“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的表述，堪稱成王敗寇思想主導下對政治利益狹隘認識的真實寫照。

　　1964年，杭州師范學院學報一篇署名“杭景秋”的題為《南非種族歧視的根源是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文章中聲稱“南非人民懂得隻有用暴力革命來反對殖民者的暴力鎮壓，才能獲得解放，1961年底以暴力斗爭為主要手段的‘民族之矛’誕生了”，在遠隔中國萬裡的南非，那裡的暴力組織再一次被賦予基於效果的期許，而忽視了作為“主要手段”的暴力。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組織的總司令，次年（1962年）8月，時年43歲的曼德拉被捕入獄，南非政府以“煽動”罪和“非法越境”罪判處他5年監禁。1964年6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罪，改判為無期徒刑。由是，曼德拉開始了他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

　　1989年8月4日，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先生在津巴布韋哈拉雷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呼吁“立即釋放南非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和其它政治犯”，是時，國際社會對地跨亞非兩洲的中國與南非都抱有強烈的好奇心。恰在此時，曼德拉從“總司令”到“政治犯”身份的蛻變，讓中國人習慣的評價體系無所適從，當曼德拉走上了一條完全區別於海爾·塞拉西一世以及穆巴拉克之流的道路，當面壁而不圖破壁的堅忍與力行被更多中國人所了解，“聖徒”以及對曼德拉紛至沓來的贊美變成了主流。這種評價亦為西方所接受。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基於現象准確指認撒切爾夫人對曼德拉“恐怖分子”稱謂的轉變契機，但在被越來越多中國人所接受的所謂西方價值觀中，曼德拉的地位業已上升到普通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每日電訊報》持續著對曼德拉關注的熱情，該報2012年的一篇文章提及“到上世紀80年代末為止，非洲一直是冷戰的輔助戰場。國際上對於曼德拉事業的支持———包括英國的‘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取決於他作為一個既不效忠東方、也不效忠西方的折中人物的形象”，這種評價似乎與其非洲民族主義者的歷史定位有所沖撞，但不失為一種解讀的視點。

　　對於曼德拉的判斷，在能動與被動之間究竟哪種認知方式更為客觀尚有待討論，但在1999年南非政府開始推行“公平就業法”、“黑人經濟振興法案”后出現的兩次白人移民潮卻不得不讓人深思。2003年前后，“黑人經濟振興法案”實施得如火如荼，大批有技術、高學歷的白人或失業、或無法升職而選擇移民。另一類白人既無特殊技能又沒錢，沒有能力離開南非，甚至最終無家可歸。 正如《路透中文網》2008年7月17日的報道，“雖然曼德拉在調解種族關系方面扮演了重大角色，但他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彌賽亞。”分析家認為，曼德拉的歷史地位源於他出色的領導力和權力協調能力，從而避免了種族隔離末期的內戰，團結各種族建立一個新民主國家。但他執迷於人民而忽視政策。

　　“在我過去的生活中，我已經把自己獻給了非洲人民的斗爭事業。我反抗了白人專制，我也反抗了黑人專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希望大家在這樣的社會裡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機會。”

　　在現代性、后殖民主義、非洲這些宏大的概念面前，曼德拉所持有的不可更易的目標變得彌足珍貴，在現代性給出的可能路徑中，曼德拉的嘗試因其忍耐、自省而節制的特征逐漸對其之前的暴力訴求形成了顛覆性注腳——這種表述在非此即彼的中國語境中難以被真正理解。

　　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雖然願意相信一個將自己四分之一人生幽閉於牢籠中的黑人領袖，但卻對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各方行為共識而感到擔憂。一個個勾踐式的中國政治失意者極力發掘自身的悲劇意識並大而化之，對仇恨的壓抑下是對臥薪嘗膽式翻盤的期盼，導致其階層的言論和行動往往缺乏必要包容。在種族之外，有關意識形態的交鋒仍然未能戒除泛文學化的弊病，太多需要被理性思考的問題變成了左右互博中消費憤怒的素材。

　　最典型的例証是，當部分中國“公知”歡呼昂山素季恢復自由的同時，他們的反對者紛紛激烈指出昂山素季的父親是與日本合作的“緬奸”……這種現象無疑是今日中國許多社會討論不能完成的根本——參與者們往往極易沖動並且沒有一個公認的知識話語平台，更缺乏一如曼德拉式的建構者。

　　不僅如此，某些基於不同立場的評價甚至逐漸模糊了邊界，6月20日某國內網站題為《曼德拉27年鐵窗生涯：曾研究毛澤東武裝斗爭思想》的回顧文章將一小段內容作為他們對曼德拉政治生涯的全部解讀——“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我看到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他非傳統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了勝利。”而這種有意無意的以偏概全恰恰遮蔽了曼德拉思想以及行動的可貴。

　　事實上，中國與南非、緬甸的社會變革根本不足以在樣式及進程的層面上互為鏡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在他們不自由的國度裡所居住的“牢籠”已被幻化為浴火重生的浪漫場所，並演變為成就所謂偉大卻又缺失核心意義的符號，其間對於今日中國人最具意義的鏡鑒反倒是對“暴力革命”思維的根本否定，否則，無論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終結果是“雖敗猶榮的安慰”，還是“平民奇跡的驚喜”，都不能平復中國在歷史三峽中所遇的坎坷。而這，恰恰是曼德拉一生為這個星球的所有公民提出並付諸嘗試的偉大命題。

　　“假如有尋求和平對策的意志和承諾，那麼南非會一直是處於沖突中的國家可以效仿的例子。”曼德拉如是說。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