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恆均：在西班牙聽聞曼德拉去世想到這三點

　　正在西班牙旅行途中，聽聞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逝世。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堅持不懈地追求人權、自由與平等的時代，一個和平民主轉型、雙贏的時代。西班牙離非洲隻隔著一個直布羅陀海峽，這兩個國家追尋自由與民主的和平轉型又都牽扯著中國人的心。特寫此文悼念曼德拉——願曼德拉的精神連接非洲與歐洲，也連接中國、亞洲與世界！

　　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三年內戰，滿目瘡痍。內戰后執政的軍事獨裁者佛朗哥在位近四十年，像那個時代所有的獨裁者一樣緊抓權力、侵犯人權、壓制言論自由，弄得西班牙人道路以目……但他卻一直尋求一個“開放”的、融入歐洲與世界的西班牙，沒有像一些獨裁者一樣從“根”——宗教、文化傳統上徹底閹割國家。當他大權在握后，他兌現了恢復王位的承諾，並推行讓西班牙經濟高速發展的政策。七十年代，他開始在政治上逐漸放鬆。

　　不過全世界都知道，西班牙的和平轉型最重要的前提必須是：佛朗哥的死亡。1975年11月20日死，佛朗哥咽下了最后一口氣，世界鬆了一口氣，西班牙才開始喘氣。對西班牙轉型的研究，對佛朗哥的評價已經有很多了，但這些天行走在曾經被內戰與暴政的鮮血染紅的西班牙大地上，加上今天偉人曼德拉的離去，引發我對西班牙和平轉型的三點思考。

　　首先，西班牙轉型屬於體制內最高領導人主導的比較成功的例子。當然，“成功”的是結果，過程卻一點也不輕鬆，擱在任何生活在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人身上，“成功”兩字都是相當酸楚的。佛朗哥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殺戮、鎮壓與打壓，一點也不比東方那些我們熟悉的國家遜色。即便佛朗哥去世后的改革與轉型，也充滿了沖突與波折。保守派與改革派，強勢的軍隊與巴斯克獨立運動、“埃塔”恐怖組織，還有共產黨中的極端份子……

　　從1896年算起，西班牙的轉型經歷了百年才最終完成，隔海相望或站在人類能夠達到的最終點回望的人，往往隻看到“成功”的結果而沒有像西班牙人一樣親身經歷種種磨難與挫折，他們往往過份夸大自己國家轉型中的苦難，卻輕描淡寫西班牙轉型中令人無法忍受的陣痛與死亡。這是我們在觀察西班牙改革與轉型時首先必須記住的第一點。

　　其次，西班牙轉型再次証實了一個看法，就是從專制到威權再到現代民主政治的轉型，代價最小的模式是上下、內外互動。民眾的覺醒是關鍵。一群奴隸，即便擁有了自己的華盛頓，也隻會跪下對他頂禮膜拜。同時，西班牙的轉型更多地揭示出，即便在民眾素質比較高的西班牙，體制內的官僚尤其是最高領導人能夠順應歷史大趨勢、從善如流，才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上下、內外互動說說容易，做起來實在是難於上青天。天時地利還得人和，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碰上這樣的機會，更不是每個民族都能抓住這樣的機遇。遇到一些頑固不化的獨裁者，別說上下、內外互動，哪怕你稍微動一根指頭，甚至還沒有動，他們都會草木皆兵，會抓捕、逮捕、迫害你，毀掉一切可以坐下來談一談的機會。

　　對於這種獨裁者，最終可能隻有靠借助外力打倒獨裁者（如薩達姆）一途，或積怨到全面暴發的“阿拉伯之春”模式——“暴民”起來摧毀暴政，不幸的是，大多這類經過激烈轉型的國家，政治、經濟甚至社會框架都被打碎，卻又久久無法恢復，國家與民族陷入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混亂。

　　但是，這種情況不都是當權者或者“暴政”造成的，體制外的反對派有時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我們得承認，極端的行動者與激進的思想鼓吹者固然對促進不思進取的執政者採取改革措施有無法取代的作用，但他們淪落到為了反對而反對、把反對當成了唯一目的，或者反對就是為了奪取權力而不是當初所盼望的建立民權為大的制度時，在轉型的關鍵時刻，他們往往會把自己推向民眾的反面，把變革“弄砸”，令人扼腕嘆息。

　　南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主張暴力對付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政權的黑人不在少數，但曼德拉一直堅持非暴力抗爭，並最終取得成功。西班牙的轉型給了我們另外一個好的例子。佛朗哥去世后，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派同體制外理性的民主制度建設者包括共產黨開始頻繁互動，最后達成了心照不宣的妥協與默契。這個時候，體制內溫和改革派對體制內的極端保守份子，以及那些利用體制弊端作惡多端的當權者，不管是官至最高層的軍頭還是常委，都想辦法移去或清除掉，從而贏得民心與體制外群眾對改革的支持。

　　當然，當局也對體制外異議分子中的極端派繼續實施嚴厲的打壓，這固然令人發指，但以西班牙情況為例，如果當時任由在野黨派團體（包括共產黨）中的極端份子主導變革，恐怕和平轉型就不可能發生，極右和極左一樣，都會給西班牙帶來災難，嚴重一點說，1936年的血腥內戰極有可能重演。

　　話說到此，不能不對西班牙共產黨豎起大拇指。長期被佛朗哥宣布為非法組織並遭到殘酷打壓的共產黨在佛朗哥死后，雖然有少數極端份子主張暴力，但共產黨在總書記卡利約的領導下，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苟利國家生死以”，不以一黨一人之利為重，最終贏得了群眾的理解與應有的歷史地位，為西班牙轉型做出了貢獻。

　　所有，在同西班牙朋友開玩笑時，我說，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西班牙我不那麼感到別扭。西班牙共產黨恐怕也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一些連他們都不知道的“籌碼”：1989年事件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開始制裁中國，停止貸款（當時貸款對中國非常之重要）——唯一一個例外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當局評估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雖會繼續改革，但顯然已經陷入孤單，改革者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制裁。於是西班牙不但沒有停止對中國的貸款，還很快促成了國王訪華。西班牙政府當初的決定，是不是受到他們對“西班牙共產黨”印象的影響？

　　第三點我想強調的是“遺忘”。我們有太多關於“遺忘”的政治正確的格言，例如“遺忘就等於背叛”，還有“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forgive but not forget）……”然而，西班牙轉型中最重要的一個特質正好就是“遺忘”：佛朗哥死后一年之內，他的繼任者就“改弦易轍”，又是宣布要選舉又是積極同體制外的異議分子與黨派團體溝通，1977年6月15日，正式選舉標志著和平轉型的成功。

　　如果說這個遺忘值得表揚，那麼下面的遺忘就可能讓人反感：佛朗哥體制不用清算就算了，怎麼進行改革的還是他指定的原班人馬？而且選來選去，還是他們執政？殺人不用償命？壓迫不應受到報應嗎？佛朗哥死前兩年改革已經逐步啟動，但在改革派加緊改革的同時，體制內的保守派卻在利用手中的權力加緊逮捕迫害政治異議人士，例如僅僅1974這一年裡，軍警就逮捕了500多位政治犯——這個數字相對於六千萬人口的西班牙，恐怕今天的東方大國都望塵莫及吧？這個，難道也被“遺忘”，不用給一個說法？

　　說實話，別說你想不明白，就是我，也想不通啊。無論是從政治學、歷史學，還是從感情上、邏輯上，西班牙轉型中的這種“遺忘”都令人費解，一些學者實在想不通，竟然說這是因為西班牙人天生樂觀的性格。簡直是胡扯！西班牙的歷史比西歐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樂觀”，充滿記恨、復仇與暴力。

　　我想，還是引用西班牙歷史學家雷蒙德.卡爾的一段話吧，他說：“自從鍛造民主以來，西班牙社會迅速的變革並不是毫無痛苦的。西班牙人不論是感謝或是不情願，都學會了忘記過去，因為歷史健忘症是民主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這超過了我們普通人的認知，也讓人從感情上無法接受！然而，看看今天和諧的西班牙，你不得不承認，轉型改革需要和解，需要凝聚共識，為了永遠記住，也許不得不先忘記？西班牙做到了，曼德拉執政的南非也做到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大智慧。這種大智慧在西班牙人身上有，在曼德拉身上也有。在中國人身上，什麼時候才會有？

　　曼德拉永垂不朽！願他的精神伴我們走上一條改革發展、和平轉型的路。

　　楊恆均 2013.12.5 馬德裡　“西班牙日記”之三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