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30年前日本的“國退民進” 官辦企業遭抨擊

1861年，橫濱港口進行貿易的外國船隻

　　日本與中國近代經濟的開展，起點幾乎相同，都是在外力沖擊之下，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指導方針下，從官辦企業與半官半商企業開始，發展近代經濟。

　　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幕府及各藩已經開辦了許多企業，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后，幕府、各藩經營的這些造船廠、制鐵廠、礦山等企業移交政府直接經營，明治政府起初認為，這些新興事業都應以官營為基本原則，這是后來設立工部省的主要目的。除官營企業外，政府還從民間籌集資金，設立了許多半官半民的企業。最典型的是1870年(明治三年)由三井組、小野組參加的航運公司，后來成為“郵政輪船公司”。

　　這個企業擁有政府的5艘輪船、諸藩委托的8艘輪船。中央機構商法司負責調度各航線的貨物和旅客，並給予許多優惠條件，如可以優先運送受政府委托的貢米、獲得補助金等。但是，在這個典型的“國有企業”中，很快就發現了如下弊端：政府具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出自民間的總經理之上設置了管長、干事等職務，這些原來的官員往往不懂經營之道，卻熱衷於中飽私囊。另外，船上那些與管長、干事有著直接關系的“船內管理員”、“會計”、“駕駛員”等，也大都徒有其名，不干實事。

　　郵政輪船公司的情況並非個案，被稱為“模范工廠”的官營、半官半民企業，其狀況多是“費用過多，得失難以相抵。”有的報告嚴厲批評說：“根本不可能作為模范工廠。而且官設之廠必須遵從官衙之法規，故與我公司(民營企業)之工廠相比時，人員多，因而冗費亦不少。”而且，“業務常存幾分威風，使人民畏忌與其接近”。

　　思想家對官辦企業的抨擊

　　官方不宜直接辦理實業，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政府定位、有限政府理念的體現。明治初期影響較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當時即有認識，他認為政府的作用在於調整國民的生活，使之保持一定的秩序，政府不應干涉國民的經濟活動，應允許國民自由活動。他猛烈攻擊官營企業、半官半民企業。

　　而當時的情況顯然不妙，官方幾乎控制了所有領域。福澤在1877年撰寫的《分權論》中指責“有司專制”說：“你想要從事商業嗎？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難以獲得生財的本錢。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獨自先行一步。你想要開墾土地，想要開鑿礦山嗎？其結果都會如此。”

　　福澤具體抨擊官辦企業說，“對於那些過去是藩士族今天是官員的人來說，從事工商業是他們的最短處。另外，資本的自由遠沒有超越日本政府。那些拙於經商之人，掌握著巨額資本，指望其中沒有揮霍浪費之事，是萬萬不可能的。這一點，從舊幕府末年至維新以來的實際可以看出來。”

　　福澤諭吉的觀念並非絕響。另一位啟蒙思想家西周也曾論述：

　　政府之所以為政府，隻在於能辨別裁斷國民的公事訴訟及是非曲直。然而，在農工商之事上，政府總是處於其間，指手畫腳這種做法，乃政治經濟學之大忌。……應予盡快廢止。

　　田口卯吉是明治初期的經濟學家。關於自由發展貿易問題，他的觀點比福澤更為徹底。 “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論者，他們都覺得‘政府’這個詞有很偉大的力量，以種種借口增加官營企業，其要義在於主張官營企業雖有壟斷之弊，但其事業仍不應由民所有”。田口舉例說，民辦鐵路比官辦鐵路運費便宜，郵遞公司比驛傳局更為便利。他指出：“壟斷之可怕不在民業，而在官業。”

　　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普通民眾與民營業者也認識到了官辦企業與民爭利的害處。比如當時的繅絲業者就曾投書報紙反映政府辦的勸業場財大氣粗，民間繅絲業者幾乎被排擠出市場。“我縣官府，為促進民眾真正的興產之力，不應使勸業場過於興盛。為向外部夸耀勸業之盛，就應獎勵人民之一般興產，以圖富裕之基。不期永久之實榮，隻圖一時之虛榮，難成勸業之盛也。”

　　國退民進——明治經濟政策的變化

　　各方對官辦、半官辦企業的批判，以及要求它們退出的呼聲，政府再也不能熟視無睹。

　　即使在政府內部，也早就有對“國有經濟”的反省。在工部省內，有人認為官營、半官半民企業“費用甚多，損益得失不甚相等”，“不如貸與人民，使其自由營業。那時方能收支相抵，事業日益擴大”。

　　1880年11月，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在關於創建農商務省的建議中，強調以管理和引導為機構的要務，“而自行開展事業，或貸與資金而直接干涉農商事業，或庇保數名農商，以其成效為他人模范，無形之中損害普通農商之利益。此類事態應一律避免。”

　　1880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公布工廠轉讓概則，這標志著殖產政策民進國退的重大變化。政府的理由是：“為獎勵工業而創辦的各廠，規模現已具備，業務已臻發達，是以政府擬將所管各廠，漸次改歸民營。”雖然政府表述稱這些官辦或半官辦企業移交民辦時可以獲利，然而后來的大藏卿鬆方正義在其他場合卻承認政府直接管轄下的許多事業完全無利可圖，非但不能成為國庫財源，還導致其虧空。

　　第一批出讓的工廠是非軍事工業方面的。1881年政府將在廣島和愛知設立的模范棉紡織廠分別售給了廣島縣和筱田公司。品川玻璃廠在1885年出讓給石村公司，新町紡織廠在1887年出讓給三井，福岡絲廠在1883年出讓給同一個公司，深川水泥廠在1883年租給了淺野公司，次年又直接賣給該公司。

　　隨后，除繼續控制兵工業外，政府還把一部分礦業和造船企業讓給民營，有時政府出售這些模范工廠的價格低廉到了荒謬的程度，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財閥也開始出現。

　　無論如何，在自由民權運動的壓力及政府內部的反思之下，在1880年，明治政府就開始轉變政策。到1889年憲法頒布之前，日本政府已全部出售了官營企業、半官半民企業給民間。這一事件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確立和近代國家的形成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日本由此在經濟上脫離官督商辦階段，開始認可資本活動自由和經濟活動自由。

　　自由市場經濟的確立，少了官營企業與民爭利，是明治時期經濟跨越的一個重要原因。1885年前后，日本出現了一個創辦企業的熱潮。在1884年到1890年間，日本的各種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長了4.4倍，資本額由1340萬日元增加到18936萬元，增長了14.1倍。1880年代初，外貿業開始出現順差，改變了明治以來一直逆差的狀況。這一時期，日本農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糧茶絲等主要農產品產量有較大增長，到1890年代初，日本就已經由一個農業國初步變成了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國。

　　在中國也不乏對官辦企業的批評，如鄭觀應就曾指出，官督商辦企業是“官奪商權”、“專擅其事”、“調劑私人”，“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然而，洋務運動時期不存在與自由民權運動相類似的強大政治運動，官辦、官督商辦和基本原則后來仍未改變，因而阻礙了近代產業的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由此拉大。(作者：黃廣明 本文素材多取自依田?家先生論文《日中兩國近代化中經濟觀的比較》 )

(責編：王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