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川俊彥。圖片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中新網5月29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網28日刊載了對日本國語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宮川俊彥的採訪文章，宮川俊彥表示，自己非常欽佩中國大學生的分析力和思考力﹔同時也說，中國是文化宗主國，中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中國人有思想家的DNA。

日本的國語教育有欠缺

問：在日本，作文指南、論文寫作指南等同類書籍的銷量非常好，這一點有異於其他國家。而且購買此類書籍的，不單是准備應試的初高中學生和大學生，還有很多上班族。您是公認的日本作文表現教育界的第一人，大學讀書期間就成立了“國語教育研究所”。所以我想請教您，日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宮川俊彥：一提到作文，一般人就會認為那都是小學生寫的東西。一提到論文，就感覺是比作文更高一級的，大學生寫的東西。但事實上，現在日本所謂的專家、學者寫出來的東西，都不能被叫做論文。包括這些人在內的大多數人，在表現手法上都還隻停留在作文的階段。這是我要致力於作文表現教育的原因之一。

我從讀大學時就開始從事寫作指導、作文教育，現在已經有40多年了。在我之前也沒有人開拓過這個領域，說一句不自謙的話，我可以說是這個領域裡的豐臣秀吉。

中國古代曾強調以文立國。文既是人，也是社會，也是國家本身。當全體國民都開始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表現形式的時候，這個國家也就形成了。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個概念。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就忠實的按照這個概念來進行國語教育。用同一種語言給各種事物下定義，加制限。然后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這個定義，遵守這個制限。並且還通過考試來檢驗學生是否真正地掌握。比如說教給學生織田信長是怎樣怎樣的一個人，豐田秀吉又是如何如何的一個人，這就是下定義。學生還必須背下這個定義，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說，這就是加制限。考試的時候，織田信長和豐田秀吉也都會作為問題出現。像這樣的國語教育模式，一直從小學持續到大 學，再持續到學生畢業出社會。學生出社會后即使是當了公務員，寫公文時也還得按照這個定義和制限去寫。

因為大家都是在同一種國語教育模式下教育出來的，所以都用同一種語言進行同一種方式的說話。不懂得要在此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個性、感性，以及日本的傳統文化和從其他國家吸收到的文化去“表現”。這樣的國語教育隻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同樣的人，具有統一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會思考、會發問、會創造的人。

福澤渝吉也說過，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在一起學習，一進入討論的環節，日本人就會被孤立出去。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見解，不會動腦子思考。他們隻思考怎樣說話才能拿個滿分，才不會被別人笑，並且認為談想法、談意見是傲慢的表現。

我在過去40年間所做過的努力，都是為了彌補日本國語教育的欠缺，重塑日本的國語教育模式。在研究如何能讓日本人變得會思考、會發問、 會創造的時候，我認識到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從小學生的階段就開始對他們進行作文指導，就他們寫的作文進行討論，讓他們在討論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看法，並 且會用多種表現把自己的看法表達好。

近年來，日本人也逐漸認識到了自己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市場上作文指導類書籍熱銷的原因吧，同時也是日本文部科學省會支持我的工作的原因。

青少年的問題就是國家未來

問：截止目前，您著書已經超過一百冊。我發現在您的著作裡，有很多都是關於青少年犯罪和家庭問題的。您為什麼格外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呢？

宮川俊彥：我認為，如果想了解這個國家的過去，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最快的方法就是看這個國家的青少年們。現在出現在青少年身上的問題，也就是將來社會和國家要面對的問題。

所謂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問題，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不管是不肯上學還是惹是生非，其實都是青少年們選擇的一種表現形式。對青少年犯罪，得從環境因素和當事人的主體思想這兩方面進行分析、預防。不能光等著犯罪發生后再逮捕、懲罰他們。

日本眼下存在著嚴重的校園欺凌問題，光是罰那些欺負同學的“小霸王”停課幾天，或是罰站，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日本社會在看到有些孩子受欺負后，就認定他們天生有一種受欺負的體質，僅憑這一點就對他們抱有同情。而那些欺負同學的孩子們呢，就被社會當成是犯人一樣看待。其實這些都是看不清問題本質的表現。

在看不清問題本質的情況下進行教育和指導，會逐漸導致日本教育走入歧途。日本教育走入歧途，就會進而導致日本整個國家走入歧途。我關注青少年犯罪，就是想多積累、分析這方面的資料，了解問題的本質。

關注家庭問題也是出自相同的目的。一個國家就是由無數個家庭組成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家庭裡，缺乏情感維系，家人和家人之間沒有血濃於水的感情。每當我看到中國人組成的家庭時，就會很感慨，因為中國的家庭內部非常團結。現在日本社會上有很多人奉行個人主義，即使能構建家庭，也會因個人主義的原因，讓這 個家庭走向破滅。像家庭內暴力事件、家庭內分居等都是因此而起。

書籍電子化必須有所甄選

問：近年來，“脫離鉛字”成為日本新的社會問題。為此，東京都政府還專門成立了“‘脫離鉛字’對策檢討小組”。您如此看待日本年輕人“脫離鉛字”——不讀書、不看報的現象？

宮川俊彥：我也知道，東京都、日本政府、日本出版界都在商討如何對應年輕人“脫離鉛字”的現象。我認為，在商討如何對應前，應該先把信息分類，哪些信息可以電子化，哪些信息必須變成鉛字。

像那些在手機或電腦上掃一眼，就能立即掌握的信息，是不需要變成鉛字的，將它們完全電子化也沒關系。而包括傳統文學、文化在內的，必須傳承下去的信息，就不能讓它們電子化，還是要繼續用鉛字的形式傳承。

再進一步說，現在日本政府和各出版社為了對應“脫離鉛字”的社會現象，搞了一個中小學生晨讀10分鐘的運動。有統計數據表明，通過搞這樣的運動，的確是提高了中小學生的閱讀時間，還有不少的中小學生都在採訪裡表示，自己開始變得喜歡看書了。但是我對這個結果持一種懷疑的態度。

通過我自己的分析調查發現，那些中小學生閱讀的，大部分都是娛樂性的書籍，內容非常淺薄。要是把花在娛樂性書籍上的時間，也算作閱讀時間來統計的話，統計數據當然會上去，卻改變不了“脫離鉛字”的現象。

日本出版界也應該注意一個問題，不要一發現年輕人不愛讀書讀報，愛通過電子產品進行網上閱讀，就開始把書全變成電子書，這樣是不行的。

事實上，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兒，人類都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力，能夠立即覺察到那些信息是自己有必要掌握、真正需要掌握的。對於這樣的信息，他們當然更願意通過鉛字的形式來接觸。就好像最近村上春樹剛出了一本新書，有很多讀者為了購買這本書而徹夜排隊。

中國人有著思想家的DNA

問：我們了解到，您還是中國南開大學的特聘教授。在指導的過程中，您感覺中國的大學生和日本的大學生有什麼不同？您對中國的印象如何？

宮川俊彥：我的父親是專門研究陽明學的，他的書架上全都是中國古籍。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陽明學家、思想家安岡正篤，父親就是他的得意門生。在父親得知我成為中國南開大學的特聘教授后，感到特別高興。他還總是囑咐我，要多為這個大學做貢獻。

在我心裡，中國是文化宗主國。我能夠到中國，能夠進入那種文化氛圍中，自己也是非常高興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不一樣，中國人有思想家的DNA，我喜歡和有著思想家DNA的人進行交流。

南開大學的學生們思維敏捷，頭腦清晰。我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做演講，講的是些比較深入、生僻的內容。但是前來聽演講的學生們都能理解。不僅能理解，還能提出一些很驚人的問題。比如為什麼夏目漱石的小說裡，經常出現關於嗅覺的描寫？這樣的問題，從來就沒有日本大學生問過我。我很佩服他們的思考力和 分析力，也很感動。面對著這樣的學生，做講師的也不敢隨便唬弄，也願意傾其所有。

在南開大學裡，我還接觸過很多中國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態度和成就都令我很是佩服。現在，日本很多學者都功利心太強，隻想著出書上電視。他們搞研究的目的性早已偏離了研究本身。如今，日本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儒，我為此感到遺憾而懊惱。雖然我不願意承認，但又不得不承認，在研究領域，日本輸給了中國。事實上，我一直計劃著讓中國的大學生和日本的大學生面對面的對談，短兵相接地進行討論。但說實話，在我接觸的日本大學生當中，一直找不出能和中國大學生水平旗鼓相當的人。我認為自己教過的學生應該算是比較優秀的，但是還趕不上中國的大學生。盡管日中兩國現在在政治領域有摩擦，但越是這樣的時期，兩國的文化、經濟、學術界就越該多進行交流與溝通。日中大學生討論會還是有必要舉辦的。